摘要：
巨鹿之战和彭城之战，这两大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前者开创了“破釜沉舟”的用兵典范，后者则开了长途奔袭战的先河。西楚霸王项羽，凭借这两场经典战役，不仅成就了自己，也基本奠定了他的历史地... 巨鹿之战和彭城之战，这两大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前者开创了“破釜沉舟”的用兵典范，后者则开了长途奔袭战的先河。
西楚霸王项羽，凭借这两场经典战役，不仅成就了自己，也基本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被后人以“勇猛 ”著称。
拿彭城之战来说，尽管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详实，但其中有几个方面却是值得推敲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参与战争的人员问题。
《史记》记载：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
上述明确记载了双方的对战人数，刘邦联军56万人，项羽楚军仅3万人，那么刘邦的56万人可信度有多高呢？
首先在56万人之前要加“号称”二字，这是古代兵家惯用战术，虚张声势。试想刘邦浩浩荡荡领着56万大军，徒步一千多公里长途奔袭项羽的老巢，想想这也是不可能的。
再者，刘邦动员时间仅有一个月，据《汉书》记载，二月立汉社稷，三月就集结起了讨伐项羽的人马，四月就攻占了彭城，紧接着又被赶出去。
在短时间内搞如此大的动静，特别是要急行军，怎么也不可能有56万人。
汉书高帝纪：二月癸未（5号），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
汉书高帝纪：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至脩武......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汉书高帝纪：夏四月......羽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王拜越为魏相国，令定梁也。汉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羽闻之，令其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至萧、晨击汉军......汉王西过梁地，至虞......随何往说布，果使畔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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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项羽的楚军也没有三万人，更不用说全是精骑，这是不可能的。楚国在南方湿热之地，而马喜草原寒地，南方的气候并不适合大量养马，培育良马更是难上加难。
不可否认，项羽战前曾拥有少量的楼烦骑兵，但若用于中原战场，根本不能发挥主力军作用，更何况，当时的骑兵还没有马镫，在马上作战有限。
所以，在彭城之战的楚军主力很可能是地方军，他们在彭城周边聚集，与项羽的少量精骑会合就可以对刘邦发动进功。
那么，双方真实的对决人马有多少呢？
在《史记·黥布列传》中的记载如下：
项籍死......上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於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
项羽死后，刘邦在评功劳时，嘲讽随何是腐儒，而随何则用上述之语做了反击，从中可知，刘邦在彭城之战时的人马共有五万五千人。
再算上联军人马，总人马不会超过十万人。
如果按此号称的比例计算，那么项羽岂不是只有数千人马？以数千人PK十万人，与以三万击五十六万人，同样都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有什么区别吗？这也是项羽的能力所在。
第二个问题，就是司马迁在写刘邦和项羽时，所采用的写法并不一样。
项羽、刘邦都是《史记》中的重量级人物，但从写作态度来看，司马迁所投入的情感是不相同。
对于刘邦，司马迁基本采用了纪实的全方位的铺陈描述，内容丰富、全面、翔实。但在写项羽时，在项梁死后，从项羽杀宋义、夺兵权开始，司马迁就开始用一种满怀激情和赞赏的笔调来描写。
在项羽的率领下，这支无坚不摧的军队，荡平了章邯、王离的几十万秦军，又击溃刘邦的五十六万汉军，他们在西至成皋、东至彭城的大地上，无坚不摧，百战百胜。
而对于西楚政权的结构，领导班子，封地，以及如何管理，甚至如何解决粮草和兵源等诸多内容，司马迁都没有写，只是粗线条地、深情地歌颂了项羽如何的不朽，他的历史功勋、人品和胸襟，很明显都是抒情的笔调。
而且司马迁对项羽的破秦之功尤为推崇，由此给项羽立为“本纪”。
所以，为了展示项羽的勇猛，司马迁在写作上“注水”，特别在项羽经历的两场大战上，在对决人数上刻意夸大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彭城之战的战果也被夸大了。
经彭城一战，刘邦麾下大将数百人竟无一人战死，能做到全身而退，这一点至少说明战况之激烈程度并没有达到如司马迁所言。
司马迁说汉军死亡“睢水为之断流”，又说刘邦巧遇一场大风才得以逃脱。这样的奇遇在不少名场面都出现过，比如朱棣起兵时也遇到过，但这样的奇特场面大部分是杜撰之说，看上去更像在为项羽做解释：为何项羽在大胜的情况下，刘邦还能逃脱？
更为诡异的是，刘邦狼狈败逃，为何又能在一个月之内组织了“京索之战”，而像英布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在此战后也选择加入刘邦战队，难道在巨大的失败面前，他们没有基本的判断力吗？
最为关键的是，此战项羽看似大胜，实则是惨胜，虽然收服了楚国失地，重新夺回了楚汉战争的主动权，但他去失去了雍、塞、翟、河南、河内、韩等重要与国；失去了一国主宰天下的绝对霸权，不得不容忍齐赵等地和南楚地区的诸侯各国自主独立，以争取他们共同对抗汉国。
而刘邦呢，他虽失败，但却是得大于失，夺得了关中及关东部分及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在人力、物力和领土方面都成倍的扩张，从而摆脱了鸿门宴前后的危险境地。
所以，刘邦在经历了败退、相持阶段后，越战越强，全面反攻，最终获得了胜利。
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项羽极尽渲染，对刘邦暗讽，实则是他的春秋笔法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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