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明之源（下）

摘要： 天文计算江晓原等人的工作始于1997年上半年。此前，文献方面的专家已将武王克商的年代框定在百余年左右，这为减少周期性干扰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后，丰镐遗址中灰坑H18的重大发现还会将...

天文计算

江晓原等人的工作始于1997年上半年。此前，文献方面的专家已将武王克商的年代框定在百余年左右，这为减少周期性干扰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后，丰镐遗址中灰坑H18的重大发现还会将范围进一步缩短。即便如此，江晓原他们还有一项工作要做：对16条天象记录逐一考察，将百余年时间内出现概率极小或无法用以定年的天象去掉。

这项去伪存真的工作很有必要。据《淮南子·兵略训》的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在天文学理论中，能够用来定年的彗星必须是哈雷彗星。经过计算机测算，《淮南子》中提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几率只有0.3％，这样的小概率当然无法作为可靠依据，所以予以排除……

16种天象最终被舍弃了9种，剩下的7种就成了7把硬朗朗的标尺。研究小组的任务就是构造一个年份，使这个年份与“7把标尺”全部吻合，使7种天象在这个年份里各得其所。

DE404软件发挥真正作用的时候到了。据江晓原解释，DE404其实是一个内容庞大的数据库。它的一头是人类头顶闪烁的星空，另一头是已消逝三千年的历史。江晓原和他的两位助手所要做的事，就是按照先人留下的“路标”，将天象与某个历史年代联缀在一起。

对常年与天文计算打交道的仨人来说，只要先算什么、后算什么的技术路径设定好了，剩下的事倒不困难。只需把文字记载的天象转述为计算机能懂的Fortran语言作为求解条件、然后调用庞大的DE404数据库寻找匹配数据就可以了。

当然，实际计算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那时上海天文台还在使用486型电脑，运算速度比较慢。江晓原的一位助手逐渐摸出了门道：睡觉前输入一条程序指令，第二天早起一看，数儿也就出来了。使用计算机尚且如此费时耗力，若换为手工计算，根本无法想象。

计算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离最终结果越近，江晓原就越担心。“要是最后根本求不出一个结果怎么办？要是求出若干个结果都符合又该怎么办？”江晓原知道，他已经将7种天象全部用上了，如果求不出唯一解，他担心利用天象判定武王克商之年这条路很难行得通。

幸运的是，历时1年多的计算工作结束时，江晓原松了一口气。答案是唯一的。

根据DE404软件的计算，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即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兵渡孟津，6天之后在牧野一战中战胜纣王。克商之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好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这份克商时间表甚至精确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在学术史上还是头一次。

1998年年底，“武王伐纣问题研讨会”在京召开，专题讨论公元前1044年的结论。与会60多位专家是来自各个学科的一流学者。

研讨会开了两天，会场气氛一点也不轻松。大家都知道，武王克商这个时点的确认极为关键，甚至影响到近现代以来历史学、考古学、训诂学、金文历谱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成果。专家们也很矛盾，既乐于见到一个有说服力、突破性的结论，又冀望这个结论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现有的学术观点。

公元前1044年到底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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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相词”之谜

两天的唇枪舌战、反复权衡之后，与会专家达成了略为统一的认识。

大家认为，上海天文台利用全新思路推导出的结论是一次重大突破，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有了本质提升。但是，这一结论也存在两个不易弥合的重大困难。

其一，无法满足“岁在鹑火”的天象。当代学者普遍认为，乐工伶州鸠提到的“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是浑然一体的。其中“岁在鹑火”历来被认为是对年份的限定，最具信息含量，绝对不可或缺和违背。然而，公元前1045年至公元前1044年，岁星（即木星）恰恰不在鹑火（黄道十二星次之一）之次。

针对这一点，江晓原后来给出了一种解释。他认为，牧野之战的前两年，武王曾大会诸侯于孟津。从广义上讲，这也意味着武王伐纣的开始，当时正好出现了“岁在鹑火”的天象。对于这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亦无不可，但毕竟有点牵强附会的味道，只好暂且存疑。

更大的质疑来自金文历谱，江晓原的结论与已经排定的金文历谱存在诸多抵触。

所谓金文，是指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称钟鼎文。根据其中记载的“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等要素，后世学者也可以推排出商周时期的列王年表，即金文历谱。它也是断代工程中极为重要的方法和证据。

在诸要素中，对“月相”的理解历来争议最大。金文中经常出现的月相词（又称金文纪时词语）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可惜，这些词语在有确切纪年之后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它们分别指的是一个月内的哪一段日子，只能靠后人揣测，自然莫衷一是。史学界先后出现过定点说、四分说、二分二点说、二分一点说等各种不同的解释。不难理解，对月相词含义的不同阐释必然导致不同的历谱排序。

断代工程根据金文历谱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将“月相词”定义为“生霸初见，死霸初亏（即生霸为新月，死霸为残月——记者注）”，这也代表着当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公元前1044年的说法恰恰导出了“死霸朔，生霸望”的月相词释义，不仅与断代工程所使用的说法相悖，也得不到大多数近现代学者的赞同。

基于以上两个几乎无法解决的症结，也为了慎重起见，工程专家组决定委托陕西天文台天文学家刘次沅对这一专题的结题报告进行重新验算，看有没有其它的结果产生。

1999年3月，刘次沅在西安见到了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李学勤从历史学的角度逐一介绍了诸多天象记录的背景、可靠与否，以及断代工程所使用的月相词定义，希望刘次沅能将天文演算与史学界主流观点结合起来，更全面地进行考虑。

几番琢磨比对之后，刘次沅发现，上海天文台提供的结题报告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推算过程中，某些天象信息被绝对化了，跟许多史学信息也对不拢。”刘次沅举例说，“月在天驷”中的“天驷”原本是指天蝎座的4颗星，江晓原则认为，“天驷”指的就是房距星。此外，“东面迎岁”是否一定发生在早晨？克商之日岁星附近是不是一定不能有月亮或其它行星？这些限制条件极具淘汰性，却并无依据，不应贸然使用。

而刘次沅根据自己的验算，为武王克商找出了另外一个年份。

最优解

与江晓原的推算方法不大一样，刘次沅是从《尚书·武成》中的记载入手。

在将文字表述的天象转变为公式化表述时，刘次沅着实冥思苦想了一番。他设计出一张表格，最终构建起《武成》历日的体系。再由《武成》历日排谱，并结合“岁在鹑火”、“日在析木之津”天象推算，他得出了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种结论。

考虑到考古发现已将克商年代圈定于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刘次沅决定取公元前1046年为最终结果。这个结论也并非完美无缺。至少，它与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257年”和“庚寅周始伐商”就无法相符。

结论虽然有两个，毕竟只相差了两年。与工程开始时百余年的差异相比，这个结果已经很令人满意了，而其间所走过的研究之路也极大地促进了天文、考古、历史、碳14测年等学科的发展。

但是，结论只能有一个，夏商周三代不可能拥有两套年表。

此时，考古学、天文学的力量已经用尽。兜了一圈，专家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寻章逐句”的老办法上。

据《尚书》记载，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痊愈，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这是武王克商之后发生的事情，却可以用来反推克商之年，从而对天文和考古得出的结论进行佐证。

至于武王克商之后的在位年数，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后世学者提出过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不同说法，断代工程专家根据各种文献推断，认定武王克商之后在位四年。

而根据断代工程所定的金文历谱，周成王（武王之子、西周第二位国王——记者注）元年为公元前1042年，照此推算，则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46年，这个结论与刘次沅计算出的年份恰好相符。此外，公元前1046年的结论也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主要天象记录亦能相容。

契合多一些，矛盾少一些，公元前1046年由此被认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尽管包括刘次沅本人在内的许多专家一再强调“公元前1046年只是历史的最优解，而非绝对真理”，但年份好歹确定下来了。

武王克商的年份一旦确定，断代判年的许多问题随之得解：盘庚迁殷的时间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夏王朝建立则在公元前2070年……夏商周三代的年表就此构建起来。

1999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版》正式定稿，并出版发行。

然而，报告一出，中外学界哗然，争议和质疑之声自此不绝于耳。从工程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到对古代文献的采信和解读，以至天文测算和碳14测年都遭到了反对，而且很多异议极具水平和分量。

对于理论学术上的争议和纠葛，我们不想做过多评价，因为这类问题本来就难于得出一个毫无争议的结论。重要的是，每一代人都应该借助新的方法和材料不断趋近真理，每一代人都应该通过不懈的努力使学术研究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只有这样，文明才能得以累积和进步，人类才能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期待着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说法能早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