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六、复杂的局势（下）就在徐向前启程前往延安的同一天（6月1日），“就山东统一领导问题，徐向前、朱瑞、黎玉致电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并报北方局，彭德怀：为加强对山东单独的... 六、复杂的局势（下）
就在徐向前启程前往延安的同一天（6月1日），“就山东统一领导问题，徐向前、朱瑞、黎玉致电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并报北方局，彭德怀：为加强对山东单独的局面的领导，我们军政委员会郑重讨论了并建议：‘（一）留一纵指挥机关，一一五师归属一纵建制。（二）或最好以徐任一一五师师长，陈光副之，罗荣桓为政委。山纵改属一一五师建制。朱瑞同志则候郭洪涛回后另调工作。（三）……。（四）全山东、皖北、苏北为一共同党及战略单位，建立东方局。胡服入山东，统一政治领导。山东分局照旧或改省委。苏皖北另组苏皖分局。是否适宜，请予考虑。’”（注1）
6月4日，罗荣桓“就巩固鲁南根据地，主力不宜调胶东问题，致电朱瑞、黎玉并陈光并报朱德、彭德怀，毛泽东、王稼祥：‘我们已占峄山西北，伸入邹、泗，扫除费蒙、泰蒙道上据点之障碍。……。原定将抱犊崮、峄山、尼山、凤山连接起来的计划，在军事上已完成，但极不巩固。’‘抱犊崮山区及郯马地区摩擦形势日趋严重。东北军虽与我在目前还不致武装破裂，但缪（澄流）积极支持已被我击溃与慑服之势力，在东北军与敌共同掩护下向我攻击。……。缪与苏韩（德勤）鲁西南石（友三）加强联系，九十二军（李仙洲部）有由苏北来鲁西南入鲁南之可能。因此鲁南十县会首先成为严重摩擦会集点。’‘目前我主力已极端感觉不利、复杂。……。关于调主力去胶东，请予考虑。’”（注2）
6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你们的战略须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的建议，陇海路以北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仍归北方局和总部；陇海路以南则归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注3）可能是因电文中未提及“山东统一领导问题”，故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山东暂由陈光、罗荣桓统一指挥，将来林彪去山东。”（注4）至于毛伟人等是如何回复彭德怀这封电报，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记载支撑不得而知。据笔者所能查到的文献史料记载，中央及军委发出的相关电文中，一直未见对第一纵队做出明确回应。
6月8日，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3月6日发出的《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做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政权工作的重要，经常关心政权工作，选派当地除党委书记以外的最好的干部担任政权工作的主要干部；在各级政府中的党团、党委不能直接干涉、包办代替政府工作；各级政权要实行‘三三制’，新建的政权和参议会也要照此办理。”（注5）令人遗憾的是，决定并未明确政权由谁来主导。
山东分局的态度，可从5月下旬发给刘少奇的电文中瞧出端倪：“分局去年底对山东局势的估计，仍认为民主与进步势力之开始取得初步优势，但不平衡、不巩固。为争取绝对优势，我们把继续发展，强调巩固，扩大交朋友工作与开展反投降、反顽斗争作为今后工作总方针与精神。”（注6）由此不难看出，其时的山东分局显然是将“统一阵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而这个建立“政权的决定”与之前中共中央下达的“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见上文注7）并不完全一致。
根据史料记载，7月7日分局领导“主持中共山东分局帮助国民党抗敌协会成立国民抗敌自卫军，至十月间，已有武装一千五百余人。”（注7）对于这个协会，黎玉有一段回忆：“抗战开始后，一小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和为数不少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自动组织了‘国民抗敌协会’，愿与我党合作抗战，我们表示欢迎。但国民党当局不准他们搞，他们便从国民党地区出来，在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开会成立省会部，并向各地发展组织。1940年5月正式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会章。……。分局这位同志片面地认为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没有国民党参加就不成其为统一战线。在敌后解放区没有国民党怎么办呢？没有就给他造一个，这就是‘抗协’改名的缘由。”（注8）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全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及工农青妇文各救国总会成立大会，在沂南的青驼寺同时召开——故被称之为“联合大会”。根据史料记载，山东党政军群各方面的代表共三百余人，出席了此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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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历时一个月。民主人士范明枢致开幕词，朱瑞作了《从国际到山东》政治报告，国民党左派李澄之作《宪法与民主》报告，黎玉作了《论山东目前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成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抗战三年来各方面工作，确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为进一步深入发动全省人民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7月27日，“朱瑞、黎玉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北方局、集总，提出：当前形势要求领导上更加集中、统一与提高。”（注9）
对于山东分局的来电，中共中央于8月8日做出正式答复——“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陈光、罗荣桓，朱瑞、黎玉：‘关于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的关系，我们认为因徐向前同志尚在途中，俟其到达延安面谈清楚后，才能决定如何改变。现在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纵队指挥部各保持自己的名称番号，向前的职务亦仍如旧。……。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应靠拢住近，统一领导，……，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责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工作的领导。’”（注10）
8月9日，与黎玉将山东纵队党代会召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之后，山东分局领导又单独致电中央：提出“为统一领导，便于应付新情况，前屡电建议山纵归一一五师建制，切实统一指挥与加强领导，应即刻实现。”（注11）
8月11日，罗荣桓就苏鲁豫皖边区的统战工作致电彭明治与朱涤新，指出“由于过去对中央关于反摩擦斗争指示不了解积极方面目的在于斗争，亦没有了解有理有节下之胜利原则，因此没有取得决定的胜利，……，且对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投降派的重要作用始终未认识，不积极自主地去进行统战工作，……。这已不仅是由于部队纪律坏所形成的，基本的在政策上没有去重视与加强对不对的教育。”并告诫说“……，关于丰、鱼边与南阳、微山湖之线应成为最稳固依托，向西北、西南展开，完全被忽视，……。”“以上各点请根据目前中央关于党的策略决定加以细心检讨，决定执行改正，……。”（注12）并将上述电文上报山东分局、集总和中央军委。
8月20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开始发动“百团大战”，但在山东的第一一五师所部没有直接参战。主要是因为一一五师主力入鲁后部队分散——“（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南去，（六八）六团连续战斗损失伤亡，主力的单薄与战斗力削弱相当严重”！而新扩大的队伍虽已整编，但战斗力不强暂不宜采取大的军事行动。而刚创建的天宝山与抱犊崮根据地，由于地方封建势力和土匪势力严重，我党的地方党建工作十分缓慢，只要主力部队一离开，工作便全部坍台！此时第五十七（东北）军所部，又企图趁机抢占八路军天宝山根据地并阻断向南发展。因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不得不调整战略，一面重点打击国民党军反动势力，一面与东北军谈判避免引起新的冲突，暂时改向东南发展。
8月间，罗荣桓在桃峪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创造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检讨》的报告。在肯定了取得的成绩后，罗荣桓反对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而忽视发动基本群众的右的倾向。他在报告中深刻指出：不能以迎合地主阶级利益而抹煞和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但要尊重地主阶级一般的利益，去推动他们进步，以求得在目前阶段上不致使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发生尖锐的阶级对立，并争取实现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以便更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宏伟的抗日力量。
8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山东今后工作，致电“朱瑞、陈、罗并告彭、杨、黎玉：（一）一一五师、山纵及山东地方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二）我们认为山东今后应努力的是：①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②对山东抗战左长期打算，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因此，分局、一一五师及山纵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三）为统一山东领导，分局与师部应靠拢，请商决具体地点。”（注13）
9月8日，分局领导再次就统一领导，致电中央：“毛、朱、王、杨并致陈、罗同志：1、为加强山纵领导，此后我与陈、罗同志应有一人定期轮（流）到各县，直接帮助工作十分必要。2、对外统战均以一纵及徐、朱名义出现，过去均如此，一纵一切机关早即与山纵合并，今后仍旧。3、我去陈、罗同志处后，山纵直接指挥即由罗舜初、黎玉同志共同负责，……，唯在战略上的领导应由军政委员会及陈、罗同志更多注意。4、统一第一一五师及山纵的指挥，一方面是指挥问题，另方面是如何统一两单位的建制问题。尤其是帮助山纵的整理训练与正规化，一一五师对此应负主要责任。5、为培养干部能力及减少指挥与联系的隔膜，建议山纵仍为与军委及集总直接通报之战略单位。”（注14）
按照此前中央向南发展的指示，罗荣桓和陈光建议山东分局南下，但分局领导却要求一一五师师部北上——9月10日，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及彭德怀、杨尚昆：“（一）我即去天宝山。（二）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回后再定。（三）沂鲁蒙沂山区之三角地区为山东军政治心脏。如能使一一五师主力部队部分北移，分局中心不动，最为有利。且如此对山纵的指挥与帮助更切实。（四）鲁村及其以西地区将仍在我控制中。……。（五）鲁东反攻胜利后我在鲁山去形势改变。部队编旅后，主力更强。……。我乘此时机已用共产党名义电沈鸿烈，促其反省，共同抗战，……。”（注15）
对于应该南下还是北上，罗荣桓后来是这样描述的：“严格说来，北上是收缩退却。如果我们全部北上了，东北军将完全占领鲁南山区，我们将被压缩到沂蒙山区，实际上那是为东北军让路。失掉了鲁南，将来南下就没有出口，对陇海路南和湖西地区的联系也都不利。我们坚持鲁南，开辟滨海地区，打开甲子山区，都是为了配合坚持和发展沂蒙山区。如果不这样，沂蒙山区就会处于内外夹击的形势。……如果没有鲁南、滨海两个外围地区的坚持，沂蒙根本坚持不住。”（注16）
但山东分局那位主要领导认为：“山东自军政委员会成立（即徐朱入鲁后），原则领导较好的统一与提高了，一年来山东工作都有了相当发展。”（注17）其时经过四期整训的山东纵队，已整编为四个旅、四个支队约五万一千人，政治觉悟与军事素质也都有很大提高。整个根据地的面积已达3600平方公里，约占全山东的60％；人口约1200万，相当于全省的50％，因此山东八路与日伪及国民党顽固势力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我党在山东武装不但在质量上也在数量上开始取得优势。山东政权、民运及他种工作在分局‘扩大、巩固、深入’方针下有更大的发展与收获。”（注18）
实际上述这封于9月29日发出电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北上，还是要催促中央解决“统一山东领导问题”：“六月初山东军政委员会曾以徐（向前）朱（瑞）黄（春圃）三人名义致电中央北局，对统一山东领导及武装指挥有所建议，均未得复。我认为此问题将在大会中随同全般（原文如此，笔者注）问题一起解决。现大会临期未提起注意，特再申前意。”（注19）并在电文中，提出五条具体方案。
从集总发给陈光、罗荣桓、朱瑞并报中央的电报推断，上述电文中所言的“大会”应为随后在桃峪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原则上肯定三年来一一五师的光辉成绩后，对一一五师在执行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提出批评，要求在即将召开的高干会议上讨论上述两个问题以及党的工作、政治工作问题。”（注20）
1940年9月至10月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邑县郑城镇的桃峪，召开为时三周的高级干部会议。该师各支队、师直机关各部门和鲁南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等，共四十二人出席了会议。这是第一一五师入鲁以后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罗荣桓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并用“插、争、挤、打、统、反”六个字，概括了开辟根据地的经验。会议期间，陈士榘与黄骅由率领一一五师独立第一支队来到山东，所以尽管师政委罗荣桓对存在的缺点提出严厉批评，但整个队伍还是喜气洋洋。
10月13日，山东分局领导“在桃峪会议发言，批评一一五师除卫生工作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云云。会议上一时形成倒罗的气氛。”（注21）随后又在14日发给中央军委、集总和北方局报告桃峪会议情况的电报中：“认为一一五师在整军、建设根据地工作上处处落后松懈，这是由于作风过‘左’，缺乏安心长期打算、组织领导软弱所致。”（注22）因此“他建议（一）军政委员会与分局应集体领导；（二）统一指挥山纵，陈、罗感觉抓不开，决定以军政委员会名义指挥；（三）一一五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四）陈、罗最好给予休养。”（注23）
毋庸置疑，电文最后那句“陈、罗最好给予休养”，显然是“一箭双雕”——准备将陈罗两人一锅端走！那这位山东分局主要领导，为何要将“陈、罗”二人同时逼走呢？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对山东根据地发展的理念不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那“陈、罗”与山东分局那位领导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分局那位领导在10月中旬所做的山东工作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东北军‘政治上仍是山东新旧相持斗争中关系顺逆的最后一个砝码，是顽固派与我争取之最后一个力量’。报告还提出：努力扶持左派国民党，推动其在全山东的发展，树立与扩大山东国民党左派武装（国民抗敌自卫军），并推动其向大后方寻找关系。报告认为山东已经初步取得‘在各方面的优势’，……今后工作的总精神是从发展中整顿巩固自己，采取全面的的、高度的、深入的发展、坚持与巩固，争取绝对优势。”（注24）
不言而喻，分局这位领导这还是将“统一战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但这显然有悖于其时中共有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者关系的论述和主张。那么，罗荣桓与陈光，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是年11月19日就坚持山东斗争问题，罗荣桓同陈光、肖华、陈士榘致电各部首长和政治机关并报中央军委和集总的电文中明确提出：“山东，特别是老黄河和胶济路以南地区，是我华北与华中作战的连接枢纽，是敌人侵占华北远后方的侧面阵地，是反共军事行动向我挺进之最前线。在目前直接降日危险与新的反共军事行动互相推动的形势下，会遭受更严重的夹击危险。……而我们会遇到最大困难，主要还在于我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党政民工作与对地方武装的整训和扩大不够坚强，八路军主力的充实及新部队的正规化也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依靠于改善民生和自力更生的财政经济工作还非常薄弱。”（注25）
对于分局领导的严厉批评，罗荣桓于同（14）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并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一）一一五师领导无能已极严重，集总、北局指示全部是事实，已在检讨中。（二）今后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与加强一一五师，建议以一纵徐、朱兼一一五师师长、政委，陈光同志可任副师长，肖华任政治部主任。（三）关于我个人工作，由于政治上太落后于人，要有一个严重的转变，是否可能容许我再学习一时期或调其他地区作部分工作，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注26）
10月18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陈光、罗荣桓及肖华等：“（一）总部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你们现在已注意纠正，今后应注意检查。另一方面一一五师又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二）部队的编制及干部任命均同意。（三）你们须与苏北黄克诚纵队取得联系，……。你们现在的根据地是山东，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华中。你们的任务是坚持山东根据地，同时不忘记向华中发展。”（注27）
不难看出，毛伟人虽然在该电文头一句，就说“总部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给集总留足面子，但在根子上却通过肯定一一五师“总路线是正确的”实质性否定了集总对一一五师的“严厉批评”。另“据梁必业回忆，毛、朱、王此电发出后不久，集总来电：此前批评一一五师的电报作废。”（注28）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罗荣桓决定按照山东分局那位领导的意见，将第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转移到沂蒙区。考虑到鲁南地区既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区的屏障，这个地区不能放弃。于是，他把教二旅一部摆在鲁南地区继续坚持斗争，随后便与陈光在十一月八日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通过以上回顾大致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其时留在山东的分局委员拢共只有四人，如果开会集体研究，即使黎玉坚决支持朱瑞的主张，至多也就形成二票支持、二票反对的局面。从史料记载看，罗荣桓与陈光虽为分局委员，但没怎么干预地方的党政事宜。其时的山东大地，出现了两个独特的现象，山东分局（及山纵）与一一五师各忙各的：
山东分局将主要精力放在贯彻民主原则、对政权实行“三三制”改造，落实抗日民主财政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政府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和开展国民教育，以及对“山东临时参议会”及“战事工作推行委员会”各项规章条例的建立与完善上。而一一五师则一边按照集总指示迅速将所部整编成七个教导旅，一边加快调整与驻地党组织及地方武装的关系巩固并加强根据地建设，积极就未来日伪军的扫荡与封锁做准备工作。
为何会出现这种“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两张皮的现象？不难想象，如果分局集体通过的决议，陈罗或一一五师焉敢不执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一一五师不听指挥说法的根本源头，但这一切与早已离开山东的徐向前没啥关系。
注释：
注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1页。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1、132页。
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3页。
注4：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4页。
注5：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52、153页。
注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0页。
注7、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4页。
注8：见《黎玉回忆录》，第224、225页。
注10、11、12：均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5页。
注1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6、137页。
注14：见《八路军山东纵队文件选》，第470页。
注1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9页。
注16：见罗东进著《我的父亲罗荣桓》，“第十四章·桃峪风波”第一自然段。
注17、18、19：均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2页。
注20：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3页。
注2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5页。
注22、23、24：均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7页。
注2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53页。
注2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6、147页。
注27：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7、148页。
注28：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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