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乃斌
《长安道上:缤纷的唐人世界》董乃斌 著 凤凰出版社
玄宗贵妃奏笛图(明)
古丝绸之路贯通欧亚,是世界各国互连互通的“前世”开端。回首唐朝历史上的两条丝绸之路,无论是想要结交豪杰朋友,想要通过引荐、科考走向仕途理想的文人侠客,还是身怀才华珍宝、传播文化信仰、贩售奇异特产的番邦使者,他们都跨越地理阻隔,走过“长安三万里”,汇聚在唐朝。探索古代丝路文明,就是在触摸各国开放包容的历史。
从长安到地中海:陆上丝绸之路
从长安出发西行,经陇西道或河西走廊(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阳关,抵葱岭,翻过积雪皑皑的大山,度越广漠无垠的沙碛,便可以进入中亚。再继续西行,便到达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各国,这样就把唐朝的国都和欧洲联系了起来。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名称虽是19世纪才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但这条漫长的商旅途程却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展开全文
据说中国的蚕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已传到印度;公元前3世纪希腊、罗马因从中国获得丝织品而称中国为“赛里斯(丝)国”。汉朝君臣曾致力于西域的开发。南北朝时期,丝路依然畅通繁荣。
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李靖等大将进击崛起于西北的吐谷浑,夺回并捍卫住了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随后便连续用兵,取高昌、焉耆、龟兹,迫使称雄一时的西突厥向唐奉表称臣。于是唐朝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州县,在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设四镇,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后又设北庭都护府,辖理西域各地的羁縻州府。恢复安西诸州,始终是唐王朝统治者的关注点,也几乎是历代史家评论唐朝政治与国力的关键处。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域的得失直接关系着丝绸之路的安危畅阻,关系着古代中国国际贸易的衰荣通塞。
丝绸之路是一条通商贸易之路。中国生产的绫罗锦绢等高级丝织品、纸张、陶瓷以及各种金银器皿,源源向西输送。而欧洲、西亚的许多物产,如葡萄、棉花、名马、宝玉和工艺品则经由活跃的胡商传入中国。长安的东、西两市以及洛阳、扬州、泉州、广州等大都会,到处可以见到深目高鼻的胡商以及随商队前来的胡僧、胡姬。华夏文化固然附着于精美的物质产品流向西域各国,西域文明乃至中亚、南亚的种种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特别是宗教,也不断东来,渐渐融入并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
汉唐两代开拓、捍卫丝绸之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还吸引来西域许多有用之才。其中有源出安国的将军李抱真、李抱玉兄弟;有源出于阗的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乙僧父子;有源出曹国、米国的音乐家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米嘉荣、米和父子等。
舶来珍宝:海上丝绸之路
与沟通欧亚的陆上丝路相对应,唐时南方海外贸易通道,远至今日之印尼、爪哇、婆罗洲、斯里兰卡和印度,常被学者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郡诸商埠,特别是广州,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登陆口岸。
早在开元初,为管理海商,便有“安南市舶使”之设,这就是后来势力很大的市舶司。市舶使多由宦官担任,但管理办法却由节度使规定,市舶司这个衙门,属于节度使的管辖范围。正因为这样,节度使的廉洁与贪婪对于中外贸易的兴衰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先看一个著名的贪官。《旧唐书·胡证传》载:宝历二年(826年),胡证被任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
这里提到“货贝狎至”“岭表奇货”,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呢?不妨参照另一个岭南节度使传记中写到的“外蕃岁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新唐书·徐申传》),以及梁太祖开平年间广州、福建的贡物龙脑、腰带、珍珠枕、琉璃、犀玉、香药、舶上蔷薇水、筒中蕉、郁金和杂色海味奇品等,便可大致推想得知。
由于盘剥过甚,有时不免使海商视到华经商为畏途,以致大大减少来华的船舶。《新唐书·李勉传》载:在他担任岭南节度使之初,“西南夷舶岁至才四五”,原因就在于前任长官过于“苛谨”而贪墨。李勉是个清廉之官,结果“明年至者乃四十余柁”,几乎增长十倍。由此可见长官的廉贪与对外贸易消长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文学家韩愈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广州外商云集的盛况: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送郑尚书序》)
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畅通,吸引大批外国商人来华,当时笼统称之为胡商或贾胡。这些外国人的足迹几乎遍于中国,有人甚至在唐朝入仕做官、结婚生子,不但自己终老唐土,而且子孙相继,逐渐归化。
大批胡商来华,不但运来本国土特产、手工艺品,而且必将贩回中国的工农业产品和外国稀见之物,商业贸易往来必然是双向的流动,其中应体现互惠与友谊的精神。所谓“胡人识宝传说”就是唐朝这一部分历史生活曲折而有趣的反映。
(作者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院副所长,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