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历史上,大盛魁有多富?看完才知啥叫富可敌国?
真实历史上,大盛魁有多富?看完才知啥叫富可敌国?资产占晚清税收一半
大盛魁搞的“合伙经营”,是企业的实际经营者与长期“失联”的股东相互较力,前者将后者架空,逼迫后者妥协让步的结果。
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人际关系因素共同作用下,由旅蒙商摸索出来的特定企业产权结构,只适用于清朝对蒙贸易的商业环境,放在其他空间或其他时代都无法适应,更算不上“现代”和“前卫”。类似的现象在清朝晋商中绝非个例,只不过大盛魁表现得最极端。
晋商字号的东家招聘经理,后者在上任前,也要把丑话提前跟前者明说“不用二爷(少爷、姑爷)”,凡股东亲友一律不许在号内任职,就是担心这种人“毛病太多”,仗着跟东家沾亲带故还不服管束,实在是伺候不起。
对于被总经理客客气气地敬为财东,却被实际架空、丧失对商号实质股份拥有权的结果,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家的怨气可想而知。
尤其是王家的情绪最大,但是他们对大盛魁已经没有影响力,面对抱团的掌柜和伙计暂时无计可施。
从这时开始,历任总经理和三家财东(主要是王家)展开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明争暗斗。
斗法过程毫无悬念,能担任指使手下几千人的总经理,都是摸爬滚打几十年修炼出来的人精,白脸红脸齐唱,软硬兼施软的方面,保证红利银子一不拖欠二不缩水,这条准则不只针对财东,对持有干股的伙计也一视同仁,使大盛魁具有即便经营处于亏损状态也照样兑现红利的特点。
晚清票号业务兴起,大盛魁在道光朝之后也开办了“大盛川”等几家银号,伙计劝说财东不要把红利银一次全部取走,存本吃息是个不错的持家手段。
在光绪初年,王廷相从总经理位置上卸任时,他有意把这个职位让给了史振兴,这一招看似仁义,其实最狠。
史振兴是三家财东里史家的一支庶出后人,他在家族中没分量,但是把这个人推到大盛魁总经理位置上,却起到了在财东之间制造矛盾的效果。
史振兴出任经理后,大盛魁只给史家的千股涨了一厘五毫,每年不过多掏五百两银子,就极其成功地打翻了王、张两家的醋坛子,原本立场一致的三家从此拆台散伙,就剩下王家单打独斗。
硬的方面,掐断财东与大盛魁的所有联系,严禁财东借任何机会在商号内发挥影响力。
鉴于大盛魁伙计以祁县人居多的特点,号内专门立下规矩:伙计回乡探亲,不许和三家财东来往,更不许到财东家串门;伙计给家里写信,要经总号先生之手寄出,从中查看他在信中是否嘱托家人与财东来往。
如果财东“恰好”路过归化城,到总号进来歇脚,柜上伙计一不让座二不敬茶,全无好脸,掌柜还要甩两句夹枪带棒的风凉话把他往外撵。
经理和骨干人员又总结出一套暗语,凡是重大经营活动,无论嘴上说的还是信里写的,全靠黑话传达,包括记录“万金账”的账册都被做过手脚,财东虽然有资格查看,但什么都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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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暗语交流信息,是清代晋商又一个普遍存在的特征,比如用“逆合股多特觉道那伊厄”代指一到十(就是以蒙古语的一到十加以转化) , “宏卬勒”代指百千万,三万两千零一十四,就是“股勒合卬逆厄多”,读快了挺像外语,但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不明白。
要是有好事者把这句话讲给平遥日升昌票号的雷履泰掌柜,他也听不懂,因为日升昌主要做内地银两汇兑业务,是以“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代表一到十,以“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两。在不同地域、做不同生意的晋商,使用的暗语还不一样。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几任总经理对三家财东冷脸相对,但他们照样忘不了肥己,同时大搞裙带关系,以权谋私。
秦钺是右卫杀虎口人,自打出任总经理,就成了杀虎口当地首富;王廷相是代县人,攒下三十多万两银子的家财;李顺廷就是祁县人,家产更是多达五十万两银子,还把大盛魁旗下几家从事药材和铁作行的分号打着“接垫”名义,低价卖给了自己的儿孙。
很可惜的是,在1928-1929年,王家和末任总经理段履庄厮斗得热火朝天时,万金账账簿都被一把火烧了,没有留下研究大盛魁资产的原始资料。
1892年,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通过对外蒙古地区的实地考察,认为大盛魁资产约为“两千万两白银,合四千万银卢布”;在1917年担任北洋政府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公署秘书长的孟榘,认为大盛魁资产接近一亿两白银。
这是中外学者估算大盛魁资产的最低值和最高值。
今天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这家商号的总资产在三千到五千万两白银之间,常年营业额保持在一千万两上下。
相比之下,“三大号”中的另外一家、以在外蒙古经营畜牧业见长的元盛德,其营业额在五百到八百万两之间,逊于大盛魁。
在光绪时期,清朝的财政收入保持在九千万两白银的水平,大盛魁的资产约为清朝一半的岁入。
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个对大盛魁和元盛德的评价,称前者能用五十两一个的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路;后者把它的骆驼头尾相连,能在这条路上排两行。这个说法,多少也可以佐证研究者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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