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后, 中国推倒了此前与西方列强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由于同盟关系,中国无法强行要求与苏联全面清算沙俄时期的领土条约,也只能接受国民党政府此前已经承认的外蒙独立。这些妥协在苏联眼中可能不算什么, 甚至是理所当然, 但是在中国看来, 则是中方为了寻求安全和发展而不得不隐忍的巨大代价。这种事实上和心理上的主从关系,到了1956 年波匈事件之后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已经大大改善,而在发展方面预期苏联所能给予的援助远不足以压倒中国决策者胸中压抑已久的愤懑,于是双方的各种分歧便开始逐步升级,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批判伴随政治和战略上的猜疑和防范,最终导致关系全面破裂。
越南与中国从同盟到反目的过程中,我们也能隐约看到类似的机理。上世纪60 年代中期之前中国之于越南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但是到了60 年代末有了苏联的援助作为替代,伴随着领导人的更替,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原有关系难以为继,越方的民族主义立场就开始明确表现出来,并最终在中苏之间选择了苏联。
如果用商业做比喻,那么同盟关系就好比一个长期供求合同,价格是固定的,而且反映的是最初某种特殊情况下的供求关系;而当供求关系逐步发生变化,日积月累,与那个最初的固定价格之间的悖离越来越严重,那么整个合同的废弃或修正是迟早的事。理解了这种利害关系,那么我们也不必对以前的恩怨是非太过挂怀,中苏、中越反目本来就是理之所然,而不是什么失败或者吃亏的事情。
反思历史是为了今天和未来,朝鲜和巴基斯坦是我们东西两个方向上重要的战略支点。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现状同最初的中苏、中越关系一样:也是山水相临,也是多少存在点历史恩怨,也是“不对称相互依赖”,中国之于他们,直到今天也仍是生死攸关,但是未来的地缘结构变迁却是谁都无法预料的。
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觉得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能太拿自己的恩惠当回事,尤其不能把自己美化为舍己为人的道德楷模,因为那种虚伪态度必然会导致言行之间的背离和盟友之间的离心离德;二是应当把目光集中在当下和未来的“供求”变迁上,保持双边关系的“弹性”;三是应当记住:同盟,是不安全感的产物。盟友获得安全之日,往往是同盟结束之时。
(本文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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