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一家旅蒙商号。它持有清廷所发的“龙票”,以放“印票”帐为主要业务,活动于外蒙大部地区和内蒙西部地区。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额之大,获利之多,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
外蒙(也称喀尔喀蒙古),原来是三汗部七和硕,清初划分为四汗部八十六和硕,再加上科布多地区的十九和硕,共为一百零五个和硕。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廷谕把外蒙的四汗部改为爱玛克,用会盟的地名为盟的名称。车臣汗部改为“巴尔和屯”盟,士谢图汗部“罕阿林”盟;扎萨克图汗部改为“毕都里雅”盟;赛音诺颜汗部改为“齐尔里克”盟。
民族间的通商贸易,是民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蒙汉人民由于劳动生息在相毗邻的土地上,民族关系历史悠久,民族间的通商贸易为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所必需,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绝非统治者们能限制了的,过早的情况,这里不予赘述。自有清以来,清廷是以它的边禁政策来对旅蒙贸易,实施严格监督和管理的。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征噶尔丹后,废除了明朝的“马市”,只开辟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多伦县)等儿个贸易中心点。
稍后,也许可商人请领票照2在蒙古各地进行流动贸易,但限制相当严格。1789年颁布的《理藩院则例》“边禁”条对旅蒙贸易作了些原则规定,在发放经商票照时,又有一些不成文的具体要求和限制。根据我们对老年旅蒙商人的访问,对旅蒙商主要有这样一些规定:凡不持票照的商人,不许进入蒙旗;实际人数超过票照上的人数时撤销票照;不按票照的指定路线和地点,进行贸易的予以处分;禁止贩卖铁器;商人在蒙逗留期限为一年,当地王公务须于一年内勒限催回票照,免其在外逗留生事;禁止商人同蒙古妇女结婚;禁止以大量的白银贷给蒙古人……。官方对于旅外蒙商号的总数及其从业人员的总数,掌握得特别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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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外蒙经商的几家主要商号,都是随营贸易性的。由于行之年久,这些限制就不免逐渐松弛,内地商人趁机流入外蒙的络绎不绝,蒙汉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这就是大盛魁成立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康熙年间,费扬古部队在杀虎口(在今山西右玉县)驻防时,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费扬古的军队中当厨夫或服杂役。同时,也为费扬古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得便时候,也采集一些蘑菇之类的东西,挑到归化城出卖。由于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的集市,特别是为费扬古部队采买食用牛羊,同蒙古人进行交易,因而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仪和生活习惯以及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
费扬古的部队,在康熙统帅下,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时候,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也以负贩小商的面貌,肩挑着货物随军前往,作随营贸易生意。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形成了合伙的集体小商伙,以“吉盛堂”为“堂名”,粗具商号的雏形。其后即创立了“大盛魁”。
大盛魁究竟是哪一年成立的,众说不一。呼和浩特市舍力图召(延寿寺)佛殿前有一面横匾,正中写着:“阴山古刹”四个大字,右端第一行写着:“大清雍正甲辰上春吉日”,第二行靠近下边写着:“大盛魁敬献。”匾左边第一行靠近下边写着:“榆次王用慎书”。末后一段写着:“光绪甲辰,大盛魁财伙等,因见先年敬献之匾,调朽将坠,恐泯忱迹,遂为重书重刊,茸而新之,谨书数言,以志重修之岁时云尔”。在“大盛魁敬献”五个字的上面,刻着一个枣核形的图章,上面用篆书刻成“晋三都”三个字,以红颜色涂染,表示明显而庄重的意思。根据这一记载,大盛魁在雍正二年(1724年)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可见所谓乾隆年间或嘉庆年间成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传说。
这样,大盛魁的存立年限,即使从1724年(雍正二年)作为开始的一年,到1929年(民国十八年)宣告歇业,已有二百零五年。(这应当说是根据可靠的年数)而大盛魁实际存立的年数,却要更多一些。大盛魁成立年代不一定就是献匾的那一年。因为在大盛魁的名号出现以前,还有一段“吉盛堂”时期;其次,在它宣告歇业之后,直至1934年段履庄被开除出号,还推选出陈严甫当经理,办理终业也有三、四年之久。根据这些情况,大盛魁实际存立的年数,可能在二百四十年左右。
大盛魁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中,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一般把乌里雅苏台的驻军称为“前营”,把科布多的驻军称为“后营”。相沿日久,“前营”就成为乌里雅苏台的别名,“后营”就成为科布多的别名。其时,清朝以“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统辖外蒙及乌梁海诸部落;以“参赞大臣”驻科布多,隶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金山额鲁特北部。乌里雅苏台是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住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服务。大盛魁的初期,总号就设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城只是它的重要分庄,它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1803年(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业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受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帐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
咸丰以后,它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
大盛魁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
盛极一时的归绥城和大盛魁,从清末开始衰落。这是因为晚清以来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剧变。
清朝著名的商号“大盛魁”最终衰败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经济环境变化:随着清朝的衰落和民国时期的动荡,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乱频发、货币贬值、市场需求减少等因素对大盛魁的贸易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
竞争加剧:在国内外贸易中,大盛魁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包括其他晋商、外国商人以及本土的商贸组织。这种竞争加剧使得大盛魁的市场份额受到侵蚀。
内部管理问题:家族内部的矛盾和管理的混乱也是导致大盛魁衰败的重要原因。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和财富的扩大,管理上的分歧和权力斗争逐渐显现,影响了企业的决策效率和战略发展。
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商号的财务困境。
外部政治因素:清末沙俄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扩大,使得大盛魁在这些地区的营业受到影响,日见萧条。
俄国革命成功和外蒙古独立后,大盛魁又丧失了在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进一步削弱了其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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