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盛魁》中，给草原运给养，为何不用骡马车？真相：... 《大盛魁》中，给草原运给养，为何不用骡马车？真相：货物的运费，贵到让人咋舌清军的给养标准是每人每月二十四斤粮食（折合... 《大盛魁》中，给草原运给养，为何不用骡马车？真相：...
《大盛魁》中，给草原运给养，为何不用骡马车？真相：货物的运费，贵到让人咋舌
清军的给养标准是每人每月二十四斤粮食（折合今天二十八点六斤)，每两人每月分一只羊，此外还有一盒茶饼，各种驱蚊除湿祛寒常备药等等；每年秋冬夏三季都发放被服帽靴，皇帝再拨出内帑银，打造衣甲鞍蟾兵刃火枪，用以奖赏有功将士。
这些给养物资是全军统一标准，不分满蒙汉，也不分正兵厮役，待遇全都相同。
但是满汉军平时的俸银不同，在有战事时的开拨饷银和犒赏银却大致相当（类似于今天的各种战地补助、执勤奖金、伤残抚慰金等)。
这种俸、饷有别的差异就容易产生矛盾，再加上军队里一贯有好赌的习气，八旗兵和绿营兵有时为此发生过节。解决方式就是满汉兵分营驻扎，减少来往。
所有兵种一律备有马匹，同样无分满蒙汉，要求必须人人都会骑乘（对炮兵要求较为宽松），以保证执行作战任务时的机动性；原则上要求人和马的配比标准要达到一比四，实际操作中只保持在突破一比二，未达到一比三的水平。
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到乾隆二十年再次用兵时，标准统一为每人配三匹马，每两人配一峰骆驼，驮载个人物资。
以上这些数据是战备驻守状态下的保障情况，像筑城巡边侦敌等重体力和高危兵种的给养标准，在此基础上再酌情增量。
鉴于康熙三十五年亲征噶尔丹时，军中因疟疾流行造成大量病患减员，所以这次还专门从海外进口金鸡纳霜。
清朝初年，很多刚入关的满人都是沾染天花而死，导致清廷特别害怕各种急恶性传染病，强调军队在驻扎和作战状态下都要重点加以预防，官兵定期盥洗衣物、篦头打辫子，刮脸修指甲，专设有人员对营房、帐篷和茅厕消毒，熏艾草撒石灰置办豆纸（卫生纸），使清军的卫生防疫工作在历朝历代军队里做得较为出色。
单以北路清军的给养情况来说，羊是外蒙古牧业主产，价廉肉美还可就近征购。
最让人发愁的还是粮草供应。
像清军这种配备了大量军马的情况，给马吃的比给人吃的还得多。成语“厉兵秣马”的这个“秣”
就专指喂马，要想保证战马的体力还不能只吃牧草，需添喂精饲料。
雍正六年(1728年)清准又要开战，主持户部事务的怡亲王胤祥给雍正皇帝拟奏疏，谈及要向北路清军提供的粮草配额，有大米、小麦、大麦、青稞和麦麸，后三样显然是用来喂马的。
清朝这次运粮，最初采取征购直鲁晋豫四省骡马外加口外归化城骆驼驮运的方式，事实证明又是一次教训。
以骡马车远途运粮，大部分都是路上喂它们吃的饲料，再加上运粮民夫的吃用，到了目的地也就剩下一个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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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途越远，骡马车的效率越低。
《汉书·主父偃》里曾转述秦朝运粮的巨额成本，以车船从山东琅琊向陕北和河套地区运粮，“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出发地起运一百九十二份，运抵终点只剩下一份。车把式赶车，还要尽量挑草长势好的地方走，天寒天热、水苦水凉、草少草湿…
这些原因都会导致骡马患病倒毙，过多征用内地骡马又会影响农耕。
康熙年间向漠北运粮的教训，还证明骡马的一个致命缺陷：
这种相对来说挺娇气的牲畜，拉着载重几百斤的粮车，无法保证它还能活着走出阴山以北到噶尔拜瀚海的“黑风区”。
清朝组织人力物力向外蒙古前线运粮，官方预估的运价是每石一百二十两银子，《大盛魁》中“皇商”孙家原型范毓馪直接报出四十两。
官价和商价里面隐藏的潜规则暂且不细述，不妨先来看看当时的粮价：自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清朝在中原的统治得以稳固，左右粮价的因素不碍乎年景天时造成的收成丰款。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江苏巡抚吴存礼向朝廷奏报当地米价，“白米每石一两一钱、梭米九钱五分、麦八钱、豆七钱”，康熙的批奏是“知道了，米价不算贱”。
次年，江宁织造李煦（曹寅的大舅子，同样深受康熙恩宠的包衣旗人)也在密折里奏报粮价，“上好米一两一钱光景，次好米九钱五分光景”，康熙就知道吴存礼去年说的话属实，没有骗他，批奏依然是“米价算不得贱”。
这些奏折里的内容说明，康熙对米价一直很关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真实情况，在他看来，米价如果超过每石一两银子，就会给老百姓造成负担。
清代湖广地区米价的统计数据：康熙五十三年米价为每石零点七二两银，五十八年跌至零点五六两，雍正二年涨到零点八八两，湖广地区所处的江汉平原位于长江中游，是大米主产地，当地米价低是理所应当的。
湖广的米运到长江下游的苏杭地区，或再经大运河北上天津和通州，加上路途中产生的运费，康熙说米价每石不超过一两银子才合适，他就是依据这些因素计算出来的。
范毓馪向清廷报出的米价是每石零点九两，把这石米输往草原却要合计四十两（已算入米价)，货物的运费是货物本身价格的四十三点四倍。
东西在原产地很便宜，运价反而高得让人瞠目结舌。
#大盛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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