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万里》：“破冰者们”的中西文化交流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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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京三万里》近日出版，本书从不同时期来京14位外国文化名人的角度讲述北京的沧桑巨变，以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展现了大转折时期的一个个历史横截面。搜狐文化专访本书创作团队北京日报特...

《北京三万里》近日出版，本书从不同时期来京14位外国文化名人的角度讲述北京的沧桑巨变，以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展现了大转折时期的一个个历史横截面。搜狐文化专访本书创作团队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记者孙文晔和杨丽娟两位老师，详细讲述了本书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解析了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怎样的桥梁角色等问题。

搜狐文化：作为中国的首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怎样的桥梁角色？

杨丽娟：很多外国人进入中国后的首要目的地，就是北京。北京的城市文化、风土人情、建筑园林等，都是他们考察、记录的对象。

就像之前说的，《北京三万里》选择的外国名人，是那些在重大时刻、关键历史时期的“破冰者”、有凿空使命的人，因为他们来到北京的历史节点特殊，他们与北京的相遇、碰撞和互动就格外耐人寻味，就像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所说的那样，“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北京三万里》所要寻找的，就是那些比小说还要离奇的细枝末节。马可·波罗到过元大都，见过忽必烈，在元朝生活了17年；洋人一品官汤若望在建国门古观象台打擂；

1874年的宣武门南堂。这里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在北京的主要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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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访华，梁启超、徐志摩将其奉为“活神仙”“救世主”，鲁迅却在宴会途中拂袖而去；古巴领袖切·格瓦拉因中苏矛盾左右为难；《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在北平听说午夜谋杀案后惴惴不安；卡拉扬访华出师不利，乐师竟从飞机舷梯上掉了下来；霍金为登长城，威胁说要自杀……正是这些有趣有料的细枝末节、点点滴滴，让外国人的“北京印象”不再仅仅是故宫、长城，更多了历史的张力、文化的沉淀。

搜狐文化：在书中，您提到了北京作为文化熔炉的特性，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您认为这种文化熔炉的特性是如何形成的？

杨丽娟：文化的交融来源于城市的开放和包容。自元代以来，外国人就源源不断走向北京。从马可波罗算起，700余年来，古都北京接纳的外国友人数不胜数。

马可·波罗的马赛克镶嵌画，1867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多里亚-图尔西宫展出。《北京三万里》内页插图

即便是我们通常印象中“闭关锁国”的明清两朝，也曾有过一段东西文化交流的活跃期。《北京三万里》提到的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北京，揭开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序幕。

汤若望资料图

汤若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以汤若望为起点，设计监制了古观象台大部分仪器的南怀仁、为莱布尼茨《中国近事》提供素材的闵明我、为康熙建造了一间“御用玻璃厂”的纪理安等，相继主持钦天监。古老大国的钦天监，一度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中心。

1623年，汤若望第一次来到北京。他把宣武门南堂的住所打造成一个小博物馆。在这里，中国官员和学者可以看到天文学仪器、自鸣钟、西洋乐器、西式油画、珍贵的欧洲书卷，还有在欧洲出现不到20年、漂洋过海而来的望远镜。您或许难以想象，明代末年，崇祯皇帝就在宫里借助汤若望进献的望远镜，第一次用望远镜观测了日食和月食。

汤若望在北京影响最深的，应该是与中国学者合作，修订了《崇祯历书》。《崇祯历书》就是后来清代使用的《时宪历》的蓝本，这不是一本简单的日历，而是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的一部鸿篇巨制。长达137卷的历书中，甚至包含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内容。

汤若望的继任者南怀仁主持铸造的天文仪器，至今还留在建国门古观象台上。而且南怀仁还是康熙皇帝的西学老师。在南怀仁的记述中，康熙是一个自驱力极佳的好学生。曾经有5个月的时间，康熙每天召见他到紫禁城，让他讲解天文学、数学问题。皇帝把传教士们用中文撰写的一共120本天文学和数学书籍全都拿出来，要求南怀仁一本一本为他解释。康熙甚至亲自撰写过一篇算学论文《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引发了后世自然科学史学者的兴趣与讨论。

但是很遗憾，这次西学东渐经历一个浓墨重彩的小高潮后，最终遗憾落幕。那个时代的中国还是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等到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帷幕徐徐拉开，裹挟而来的已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

搜狐文化：本书对马克·波罗做了详细描写，想请问老师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哪些亚洲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些描述如何影响了当时欧洲人对亚洲的认知？

孙文晔：没错，马可·波罗口述留下的游记中，留下了很多关于亚洲地区的风土人情。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驿路，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

在帕米尔高原，马可·波罗看到一种特殊的野生绵羊：羊体肥大，羊角长达6掌。牧羊人甚至还用这种羊角围成篱笆，作为羊群过夜的遮护。欧洲人没见过如此硕大的绵羊，将其称为马可·波罗羊。实际上，这是对帕米尔高原上独有的大角盘羊的真实写照。

和田一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条河流经过，在河里可以找到大量珍贵的石头，人们把它们称作碧玉和玉髓”。和田玉在中国久负盛名，近年却因过度采挖，在原产地几乎绝迹。

1271年马可·波罗从威尼斯起航。来自泥金手稿的细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北京三万里》内页插图

在沙州（今甘肃敦煌），马可·波罗说，那里的人们崇拜偶像（即佛像），有许多寺庙和各种偶像，居民对之极为崇敬。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在敦煌，它曾被中国人遗忘了几个世纪，但马可·波罗笔下的敦煌，商旅纵横，并不荒凉。

“西凉（今甘肃武威）人取麝香的方法如下：麝每月分泌一次麝香。在月圆之夜，这种动物的肚脐处会有一个血袋，血袋处于皮肉之间。专门猎取此物的人，把血袋连皮割下，袋中的血就是麝香，能发出很浓的香气。”麝香体积小、价值高，是丝路上的抢手货，马可·波罗的遗产里就有为数众多的麝香，显然，他做过这个买卖。

马可·波罗描述过元上都、元中都这两座城池，但着墨最多的，还是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这里度过了9年时光，对大都的历史、掌故以及风土人情等，颇为熟悉，大都见闻占《行纪》篇幅的十分之一。“无与伦比”是马可·波罗描述大都时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他在《行纪》中对“汗八里”（突厥语，意为皇帝之城）的描述，常使人觉得大都宛如“人间仙境”。

《马可波罗游记》最初的书名是《寰宇记》，意思是“对世界的描述”。这本书一面世即大热，人们在威尼斯街头朗读它，就像中国的“说书人”一样。不过，一开始，遭遇了黑死病、十字军东征失败等打击的欧洲人并不愿相信，在东方竟有如此灿烂的文明。

尽管将信将疑，游记还是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哥伦布就订购了游记的第一个印刷版本，并于空白处做了近百个眉批。哥伦布的意图似乎也是贸易经商，他在游记中提到的几个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做了记号，包括扬州和杭州，但他只对一个城市写下“商机无限”几个字，这个城市就是元大都。1492年，哥伦布扬帆远行，就是为了寻找书里黄金遍地的元大都。他最终没能到达中国，却发现了新大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搜狐文化：在《北京三万里》中，您通过多个历史人物的视角展现了北京的城市风貌和文化底蕴。您是如何选择这些历史人物的？

孙文晔： 3年前，我们团队出版了《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史看北京城建的历史》一书，今年，又出了它的姊妹篇《北京三万里》。

正如副标题“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所说，《北京三万里》讲的是外国名人来北京、来中国的故事。这个系列题材注定是有“瓶颈”的，毕竟外国人的“北京印象”并不稀缺，很多外国人访华的第一站就是北京，他们留下了大量关于北京的书信、日记，他们在北京的行程也有一套“固定路线”，吃烤鸭、逛长城、游故宫等。怎么才能写出自己的独到之处？我们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迟疑和犹豫。

后来，在一位关键读者——也就是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徐和建的提醒下，我们才意识到，应该写那些有“凿空”使命的人，写那些重大历史时刻的破冰者。徐部长建议我们，就从马可·波罗写起。于是，我们打开思路，在更大的历史跨度上选择有故事的外国人。比如，北京最早成为一国之都的元代，马可·波罗见证了元大都的“无与伦比”，明末清初是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时期，利玛窦、汤若望这些外国传教士群体是历史的见证者，新文化运动后的北京泰戈尔来过，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国门初开，小泽征尔、斯特恩、卡拉扬等一大批音乐家访华……这样选择的外国人身份也更加多样化，不再只是哲学家、文学家，而是在经济、文化、体育、科学各个领域都有选择，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本书中的16位外国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