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例行朝会中，左都御史王文首先上奏，以国家危难、不可一日无君的理由，请监国郕王以大明江山、祖宗社稷为重，早日承继大统，以应对危急时刻。郕王惶恐不已...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例行朝会中，左都御史王文首先上奏，以国家危难、不可一日无君的理由，请监国郕王以大明江山、祖宗社稷为重，早日承继大统，以应对危急时刻。郕王惶恐不已，坚决拒绝，并立即奏报孙太后，请她决断。
虽然郕王和英宗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是亲兄弟，但毕竟同父异母，郕王只是宣宗的贤妃吴氏所生，并不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在孙太后的心中，并不是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庶子继承皇位、导致亲儿子英宗一系失去皇位的。
孙太后拥有决定大明皇位归属的最终决定权，而郕王朱祁钰其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英宗“北迤”后，大明皇位有以下几位有资格承袭的人可以选择。
一、天然的第一继承人——皇太子朱见濬。在英宗亲征前，皇长子朱见濬就被立为皇太子，是大明毫无争议的皇位继承人。如果这一次不是因为英宗出征被俘、国家陷入危机，而是英宗在自然情况下驾崩的话，时年三岁（实际一岁半）的朱见濬毫无疑问会凭借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成为大明第七代皇帝。
二、特殊时期的代理——监国郕王朱祁钰。郕王是皇帝唯一的兄弟，在皇太子年幼、皇帝亲征在外时，按照制度，担任监国责无旁贷。当然，在英宗乃至郕王自己看来，这个监国其实就是个招牌，名义上作为英宗出外后朝廷的象征而已，军政大事自然由英宗在行在处理。即使在京师中，各留守大臣们也可以自行处理庶务，不需要（也不必要）向监国奏报。郕王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只不过坐在这个位子上，向天下臣民表示大明社稷稳定无忧。恐怕他自己都没想过可以凭借监国名头去搞些什么冒犯皇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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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幼小的皇子——皇次子朱朱见潾、皇三子朱见湜。朱见潾生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时年两岁（实际一岁）；朱见湜更是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前的三天，这时候刚满月。这两个皇子都是庶子，而且比皇太子还要幼小，自然不会具有承袭皇位的优先权。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备选，如果瓦剌入侵，真的攻破了京师，皇太子和监国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况下出了意外，那么这两个皇子，就是大明江山社稷的承袭者。所以，他们也有资格被选为新帝。
四、潜在的长君人选——襄王朱瞻墡。襄王是宣宗的弟弟，而且是同母弟，同为诚孝张太后所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宣宗的弟弟只有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在世。郑王是庶子，自然不可能被考虑，而襄王是张太后嫡子，宣宗的同母弟，时年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襄王素有贤名，在朝野中风评很好。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突然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英宗）只有八岁，年幼不能理政，大明社稷一时间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宫中有传言太皇太后（即张太后）想要让自己的亲儿子襄王来京师承袭大统。后来张太后亲自出面解释，直接让皇太子登基称帝，这才消除群臣和天下臣民的疑惑。
这次英宗“北迤”，孙太后考虑到如果郕王登基，必然尊崇生母（吴贤妃尚在世），从而冷落自己这个嫡母，所以曾经考虑过是否让襄王赴京即位。在八月二十八朝会之前，孙太后就命人取襄国金符入宫，颇有立襄王为帝的意思。
但是接到消息的襄王心里十分清楚，这复杂的局面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而且他很有自知之明，立即上表，以皇太子是英宗的亲儿子、郕王是英宗的亲弟弟为由，请皇太后在二人中选择一位承袭大统，或者直接让皇太子登基，以郕王为监国。襄藩所在地襄阳距离京师路途遥远，等到襄王的奏表抵达京师时，郕王已经登基几天了。
在英宗“北迤”、朝廷无主的时候，大明社稷一共有以上几位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而在孙太后看来，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重金和割让土地向瓦剌赎回英宗，这样一切事情都完美解决。
但是想要身为皇帝的英宗平安返回，大明将被迫和瓦剌议和，同时必将遭到无休止的勒索和恐吓，所付出的金帛财物、土地版籍都将无法估算。而且一旦议和，所遭受的屈辱和轻侮也将使大明朝廷威严荡然无存，对于国家安稳危害极大，最终这一方式被断然排除。
情势危急之下，不能再过多考虑，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群臣联合向孙太后上奏，陈述了皇帝英宗“北迤”在外、皇太子年幼不能理政，而敌寇旦夕将至。为避免主少国疑、社稷不稳情况发生，特恭请皇太后降懿旨，立监国郕王为新帝，以稳定人心、凝聚士气，保卫京师，同时挫败瓦剌以俘获的英宗来要挟大明朝廷的阴谋。
孙太后接到奏报后依旧在考虑，而同时得到消息的郕王却惶恐不安，再三向皇太后和群臣推辞、不敢即位。僵持时刻，还是于谦挺身而出，向郕王当面请求：““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人计。请殿下以祖宗社稷为念，担此重任！”在以于谦为首的文武诸臣强烈要求下，孙太后只得顺水推舟，同意了群臣的请求，正式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即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
在孙太后的坚持下，代宗在登基的时候，也同时宣布了皇太子朱见濬继续担任储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另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也是孙太后、代宗以及群臣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办法，不至于在大敌来临之前大明内部还产生权力斗争的内讧（当然，为了此事，日后皇室内部还是发生了激烈斗争，这都是后话了。）
在新即位的代宗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策划和指挥下，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开始的抵抗瓦剌入侵的作战中，大明朝野上下齐心协力、君臣同心、士气高涨，多次挫败了瓦剌军队的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迫使瓦剌军队主动后撤，并遣使到京师向大明要求议和。
代宗和于谦等大臣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重任，挺身而出，带领百官军民坚决抵抗，最终获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从而使大明度过了这场立国以来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这表明，在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新帝，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再多说一句，代宗得以登基，并不是于谦拥立、或者说于谦有能力能够拥立的。他是在社稷危急时刻，由群臣奏请、并最终在具有最后决定权的皇太后孙氏同意下，依照正常流程在众望所归的境地下登基称帝的。）
综上所述，在土木之变后，在大明一时间无主的混乱局面下，虽然郕王朱祁钰并不是唯一的新帝人选，但他确实是最佳的人选。之后的历史也表明，登基后的代宗（朱祁钰）没有辜负那些寄希望在他身上的大臣们，很好地承担起了护卫江山社稷的责任，并逐渐整顿改革大明吏治、推动朝政发展、中兴大明。虽然在关于皇储更替的事情上、以及对待归来的太上皇英宗态度上，确实存在私心，并因此举措不当，但是究其在位功业，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面对强寇能保宗社安宁，对社稷有再造之绩，明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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