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闻见录》:让我们走近了大盛魁

摘要: 《大盛魁闻见录》 :让我们走近了大盛魁作者/孙树恒一放在我案头的是《大盛魁闻见录》,是 1960 年由专家组织的有关大盛魁的座谈会和个人专访,参加座谈会和专访的有大盛魁做过...

《大盛魁闻见录》:让我们走近了大盛魁

《大盛魁闻见录》 :让我们走近了大盛魁

作者/孙树恒

放在我案头的是《大盛魁闻见录》,是 1960 年由专家组织的有关大盛魁的座谈会和个人专访,参加座谈会和专访的有大盛魁做过的,财东后人和归化城的老人,是最接近大盛魁的史实的人,这些重要史料曾流落民间,半个世纪后, 2011 年 由内蒙古文史专家、著名学者代林、跟马静也是《大盛魁闻见录》原始资料保管人的亲属编辑了这本书,由大盛魁下属公司资助出版。每当我翻阅《大盛魁闻见录》就感觉那些从归化城走出来的一个个老人,或者是从万里茶道走过来的,或者是从大盛魁柜子上走出来的,或者是大盛魁的相邻的商号,一脸的兴奋,一脸的怜惜,回望着沧桑的历史,诉说着一个个大盛魁的故事,历史不应该忘记曾经的亚洲第一商号,万里茶道的旗舰店,在万籁寂静中惟有一名历史学者和一个驼夫的后代奔赴而来,对待一个曾经跨国大商号,像对一个生命的关怀。

《大盛魁闻见录》:让我们走近了大盛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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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如说:有人说,大盛魁有二百七十年的历史,可能在康熙征噶尔丹以前,蒙汉通商有五条商路,以后才成立起驿站。又有人说,大盛魁成立可能先在乌里雅苏台,以后才发展到归化城。

王泽说:我是山西右玉杀虎口人,自幼就在前营(乌里雅苏台)天义德做买卖。有人说,大盛魁原来是康熙征噶尔丹以后,随营贸易去到前营。

王熊甫说:大盛魁在外蒙古叫“达森扣”,回到内地叫大盛魁。

果定说:自到王家之后,常听说王家的祖先创立大盛魁的艰难经过。大盛魁的创始人是太谷县王二疤子和祁县张、史二人。原来王二疤子家贫,给人家当长工,他老婆给人家奶孩子。但因他个头大,吃得多,当长工也没人要了。他听说西口外不错,就决心出外糊口,于是背了三升黑豆、拿了二百制钱,就往西口外走。临行前告诉他老婆说“赚不下钱不回家”,从此就走了。行至中途,遇上了祁县张、史二人,也是走西口外的,三人一同到了归化城,住在大召前留人店的大炕上。那时,大召前除了留人店还有些帐篷,之外什么也没有。到此没有活计可做,三人卖水为生。后来生意不好,张史二人就返回祁县去了,只留王二疤子一人。有一年过大年,没钱买白面,喝了一顿稀饭。从此以后,大盛魁二百多年来,虽然生意做得那样茂盛,但过大年总要喝稀饭。

渠春民说:大盛魁原来可能叫吉盛堂。王、张、史三家财东(创业人)原来是拉骆驼的,不见得在康熙噶尔丹以后,就有大盛魁。以后清政府对于旅蒙商有了保护,走前后营的人才多起来。

杨崇山说:据大盛魁老掌柜们传言,天顺店当大盛魁窘困的时候。不赊给米面,过年时大盛魁的人喝稀粥,以后大盛魁买卖闹好了,就不跟天顺店来往了。我在前营柜上呆了几年,过大年时,喝完稀粥才吃饺子不过稀粥熬得好喝,有红枣有葡萄干,取意是不忘当年窘困之处境。

郝秀珍说:大盛魁原来是王史两家在归化城开着的一个小菜铺,卖豆腐豆芽,以后才拉进姓张的。原来发起就是姓王的。生意闹好了,才养了几只骆驼,驮上点货走草地,逐渐发展到前后两营。有一年前营乌里雅苏台柜上感觉到外蒙古需要的货很缺,给狗脖子带了一封信向城柜要货当时大什字有个酒饭馆名叫天义园,门前卧着一只狗,大盛魁领回去,看见狗脖子上有一个布圈。用手一揣,拆开一看,内里装有信,要货。城柜发出货去,获利甚厚,一下子赚了几十万两银子。

渠春民说:可能叫吉盛堂。王、张、史三家财东(创业人)原来是拉骆驼的,不见得在康熙噶尔丹以后,就有大盛魁。

克寿卿说:我谈两件事,大盛魁大约是康熙年间成立的。第一个证明:我幼年看见大盛魁的大门老是关着,铺院也不阔气,门道子挂着一个鼓铃。我当时疑惑,大盛魁有名的买卖为甚不阔气呢?老人们告诉我,大清的江山在一天,大盛魁的买卖做一天。第二个证明:席力图召有一面“阴山古刹”的横匾,是雍正甲辰年间,匾上刻的“大盛魁敬献”,可见大盛魁的买卖已经做好了。

根据《大盛魁存立年代考》:席力图召即延寿寺的大厅前悬着一面横匾,上写“阴山古刹”四个大字,匾的右端第一行写着“大清雍正甲辰上春吉日”,第二行之下写着“大盛魁敬献”,匾左第一行之下写着“榆次王用桢书”,末后一段写着“光绪甲辰大盛魁财伙等因见先年敬献之匾凋朽将坠恐泯忱迹遂为重书重刊茸而新之谨赘数言以志重修之岁时云尔”就以费扬古祠内的一个碑文上写的康熙三十八年是已卯年,小召(崇福寺)内的一个碑文上写的康熙四十二年是癸未年,可以推算雍正甲辰是雍正二年。用大召的一个匾可以推算光绪甲辰是光绪三十年。从献匾的雍正甲辰年到重刊的光绪甲辰年,恰好是一百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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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九功说:大盛魁是康熙二次征噶尔丹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它领的龙票,做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四十八个和硕的买卖。驮上货先到旗下由王府派给蒙民,当年派货,第二年才收账。它有特权。外蒙古独立以后,欠下大盛魁三百万两银子。因此人们说:这大盛魁的命运源于,清朝在,大盛魁就在。

霍国珍说:传说有一个喇嘛在大盛魁养病养好,留下几百两银子没有来取,大盛魁作为财神股。三大号各有不同,大盛魁放印票,元盛德养孳生,天义德换牲畜。

邢思圃说:我是张家口人,原来是闹皮行的。听段敬斋说,大盛魁的老号原来在前营、后来才把城柜当作总号,指挥前营。大盛魁的起源,有王、张、史三个东家朋伙做小买卖,因为生意没有做好,史家不干啦。正在史东家准备回家的时候、外蒙古有个喇嘛去五台磕头,牵着几峰骆驼住到大盛魁、住了一阵、人和骆驼走了,把马褡裢留下。过了些时候,这位喇嘛没回来,也打闻不出音信。史东家提议,打开马褡裢看看装的什么东画。打开一看,有五百两银子、十个元宝,史东家主张借下这笔银子做买卖。以后这位喇嘛永无音信,三个东家认为原来是财神爷扮装成喇嘛送银子来了。

大盛魁的铺规:财神股的银子,只支垫小号,不借给外人。管理财神股有专人负责,由全号公议推举诚实可靠的三个人,占三间房,专门看守银柜,不担任其他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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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志说:乌里雅苏台在清朝时期,设有内阁、户部、兵部、理藩部。旅蒙商诉讼归理藩部办理

东西口在乌里雅苏台设庄的商号很多,但以大盛魁的规模为最大,其经营的范围及货物的品种也最广泛完备。

自《恰克图条约》订立以后,俄商也在前后营做生意,进来的货物主要是钟表、呢绒等,出去的货物主要是绸缎、皮毛等。

自《恰克图条约》订立以后,俄国在乌里雅苏台设有领事,清朝政府在那里设俄商局。这些机构的设立,是为了解决中俄通商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据传,中俄通商后,清政府对大盛魁等旅蒙商更加支持保护,以图抵制。由于俄商受到抵制,曾引起中俄外交谈判,俄国曾要求派兵保护。清朝政府对旅蒙商的保护十分重视,其中有一条规定:机打上某商号烙印,如果失群,谁看见 就应该送还。

大盛魁收账要的是骆驼、马、羊。一个骆驼和马几两银子,一只羊几钱银子。收来各样牲畜都烙火印。烙好火印后叫蒙古人送到大盛魁的马场、羊场、骆驼场。

大盛魁自养骆驼,自办运输,自制驼鞍驼屉,有铁木工、麻绳、毡坊等作坊。又自己垫出资本,开设茶叶庄、汇兑庄、绸缎庄、哈达庄、牲畜店、杂货庄等连号……因此有人说,大盛魁是万事不求人的字号。

大盛魁每年大约回来马数千匹,羊十万只左右。马大部分是在夏季回来,羊大部分是在冬季回来。

申河说:大盛魁在外蒙古作买卖发财的主要原因,是作印票账。元盛德在外蒙古作买卖发财的主要原因是牲畜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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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承武说:大盛魁约有十几个分号:祁县大盛川汇兑庄。祁县三玉川茶庄。绥远东盛店,买卖最老,有乾隆年间刘统勋私访归化城时写下的牌匾,是一个茶布店,起初只是打佣。天顺昌借贷庄。由天顺昌出本又开了天顺泰绸缎庄。协盛昌、协盛公两家京羊庄。裕盛厚钱铺。以上七个行业、八家分号,都是段敬斋当经理以前的事,也就是民国以前的事。另外,大盛魁在包头开设过:大义魁粮店。隆盛长粮店。隆盛长面铺。

李希珍说:大盛魁做着外蒙古四十八个和硕的买卖,主要是茶箱子、烟囤子换牲畜。它的买卖不清底,厚成很大。顶生意的人死后,有“整九破六”的规定,顶一分生意开三账死人的股子,不足一分生意的顶两账死人股子;三账是九年,两账是六年。大盛魁的买卖和别家不同。

贾义说:大盛魁的经营范围是无所不包的,上自绸缎,下至葱蒜。由于大盛魁是无所不包的大商业,因而它对归化城各种货物的行市都能够起到操纵的作用。就连过标、过骡子也要由大盛魁开始过拨,才能过得通。大盛魁出资开设许多不同行业的连号,乃是为了适应它无所不包的。

张大俊说:我往裕盛厚时,向各处拨款。每年总要为大盛魁准备货源,主要是烟茶两项。最后几年记忆较为清楚。

大盛魁每年给山西曲沃烟庄拨付一万两银子,给湖北羊楼洞拨分和款两万四千两银子,民国以前比这数目还多。

大盛魁在外蒙古作买卖以茶为标准,茶分三种:第一种是二四茶,每箱24片,每片六斤半重;第二种是二七茶,每箱27片,每片四斤重;第三种是三九茶,每箱39片,每片四斤重。

邢思圃说:大盛魁一个发财的原因是领龙票,放印账。清朝时,外蒙古的王爷们进京值班,递门包、捐封爵、自己花销,都由大盛魁支垫银子。支垫下的银子,由王府派给蒙民,以牲畜皮毛归还。

魏德懋说:我住的是大生明,也是通事行的买卖。大生明在库伦,不在前后营。我听说过大盛魁的买卖凭放印账发了。收账的人去到王府,蒙民就好拿牲畜还账了 ,大盛魁的账还不清,今年还不清,明年再跟顶上来,不过不再要利息了。因为人家是有龙票的官买卖,王公也怕。

刘玉说:原在包头中和祥六陈行当经理。对于大盛魁内部的事不甚清楚,对它在归绥、包头地面活动的情况了解一些。当初元盛德、天义德、尤其是大盛魁这三大号一往外蒙占走货,就带动起归化城市场。

魏徳懋说:归化城的牲畜市场,一向是由大盛魁先开盘,以后牲畜市场上的交易牲畜。价格,就以大盛魁的开盘行市作为标准。

张大俊说:大盛魁每四年算账一次,每股开红不得超过九千九百两,这些分得的股红暂时不能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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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子丹说:大盛魁本柜上有文化的人很多,大召“九边第一泉”的横匾是大盛魁的先生用棉花写下的。它每年过年门上贴着一副对子:上联是“集廿-省之奇货,裕国通商……”还有十个字想不起来了;下联是“步干万里之云程,披星戴月,方能以其所有易其所无”。

张荫馀说:在大盛魁后营柜上顶过四五厘生意。由后营回来,在鸿记住过一个月,头次走前后营,十年回一趟家;二次,五年回一趟家,大盛魁爱惜狗,但狗没有上过一千。

杨崇山说:大盛魁收小伙计不要“二把刀”。他们要一手培养小伙计。柜上的小伙计七八年回一次家,回家必须娶媳妇,由柜上拿钱,娶媳妇之用。来回路费都是柜上的。在柜上住时皮衣、棉衣、夹衣,柜上有各样工人能做,不用找外人。对做饭的大师傅也是一样。只要住上就干一辈子。掌柜回家三年五年不一样,他们回家时总是用两个骆驼驮着各种衣服和银锭满而归,到家住一年返回。

大盛魁给伙计们发工资分红利,用的是三二平秤子,比城柜秤子每五十两银子少了三钱二厘。因为原来三个创业人在外蒙古买不起秤子,秤银子的时候,用两块石头,以后上秤子一秤,短三钱二厘。据说,乌里雅苏台柜上供奉财神爷时,还陈设这两块石头。总号对前营的事无账,每年前营往回送清单,到了账期,前营经理往回拿账,要不然城柜无法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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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力并山说:大盛魁每年春季走十六顶房子,冬季走五六顶房子。每个房子,约有一百五十多峰骆驼,六七个拉骆驼的人。领房子的人是大盛魁的人,自己骑一峰骆驼。每年从外蒙古赶回的羊马群在召河、武川、达尔罕旗地界放牧。

董瑞说:大盛魁大约每年回两顶房子,每顶拉骆驼房子赶一千多匹马。头年冬天走几顶房子,第二年夏秋之交赶回羊、马,名为“热羊热马”。热羊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前赶到北京去卖。连热羊热马计算在内,每年仅大盛魁一家有十万多只羊,三千多匹马。

毕拉住先生:给大盛魁拉骆驼的,土默川的人多,我们武川的人没有人拉引。我走过新疆十三年,每月工资三两银子,走一次一年的期限,先给银子,缝些穿的,留些安家费,自己有钱也可以捎些货。一顶房子,有一百多峰骆驼的,也有二百多峰骆驼的,一个人拉十七八峰骆驼,一把子至少三十五六峰骆驼,两个人拉一把子骆驼,可以轮流着休息一宿。走库伦,走大西路和前后营,走古城子,走新疆,我一路相跟过。大盛魁是祁县人翟起真领的房子。正遇盛世才和马仲英打仗,八老财一百八十峰骆驼,回来三十五峰。大盛魁二百多剩下几十峰。

冯歧先生: 大盛魁拉骆驼的房子,走哪里住店都不算房钱。有时候,给些物件,或几只羊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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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瑞说:我是桥行的人,给大盛魁的马客赶过马,走的是山西洪洞赵城一路,也去过河南。洪洞有个天顺花店经常来买马,每次买三几百匹。大盛魁有个分号叫德亨魁,是个马店,各路的马来了住到德亨魁,和德亨魁说好以后,到召河一带看马。大盛魁做买卖难进难出,轻易碰不开门,一旦进了门就有照顾,也不容出来,今年赔了钱明年还卖给你,拉对下来,总叫你赚钱。大盛魁由外蒙古进回来的马,每年约有三几千匹,在召河附近放牧。

阎春祥说:大盛魁原来有三家京羊庄:协盛裕、协盛昌、协盛公。每年腊月、正月往后营发货,二月、三月、四月,往前营发货,每次走几顶房子不等。民国九、十年回来过四千多匹马、六万多只羊。马回来后在百灵地放场,羊回来后在四子王地界和设并放场。京羊客一盘子就开三五万只羊。

渠子安说:大盛魁前营的狗报过行情,因此狗也有股子,吃得好。它的买卖账期不清底。顶生意的人,今天顶了生意、明天出号,一厘生意照拿一千两银子。

陈公溪说:大盛魁一顶羊房子,从外蒙古往回赶一万二千只羊,赶回召河一带,路上有伤亡,有时一万挂零,有时不上一万。扎哈沁、套尔海、乌梁海的羊最好,羊的个大,肉也好吃,能多卖价钱,一个羊有六七十斤。

曹瑛说:我说大盛魁和回民的关系。大盛魁由前后营赶羊不用回民。召河一带放场,赶上羊去北京卖,十分之八用回民,因为回民有啖羊的传授,又因为放场的时候免不了有病的羊要杀,回民杀过的羊,皮子发润毛发亮。再则回民也能吃苦。到北京卖羊多半住的是回民店,如德胜门外的新兴店、永和店,都是回民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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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瑞说:大盛魁的铺规,谁当家也不能顶一分生意,只顶九厘多些,只有段敬斋才能顶一股,就是一分生意。段先生手里开了财神股,创办南电灯公赔了三十万,以后又开办北电灯公司赔了五十万,把个买卖日塌倒了。任何当家的都不敢动用财神股,段先生动用了,因此王东家和他打官司。

尹子宏说:收复玉禄团长的人里就有段敬斋(段履庄)。听说民国四年收复回来、那时张绍曾不在缓远,后来升了北京的内阁。张绍曾和段敬斋是结拜弟兄,认为收复玉禄有功,引上段敬斋见了袁世凯,要他当财政部参议、农商顾问,段说“买卖人干不了官场的事”,只接受了一等嘉禾章、二等文虎章的奖励。

果定师父说:我原来是大盛魁财东家王毓的女人,王毓有个叔父名叫王绅,他是王家的代表人,每逢到了账期,他来城柜算账。民国十八年大盛魁歇业,王毓刀刺段敬斋,段没有被杀死,就打起了官司,把王毓气死了。

大盛魁的买卖,原来有三千万的底子。民国推倒清朝,外蒙古独立,大盛魁就放了气,一下子就完了。

刘玉说:要是段敬斋守点本分,还是数得起的买卖。他本人有才,爱的是有才的人,但贪心不足,把持垄断,讲求享受,过分豪奢,交接官府,得利而又带害。失了买卖人之常规。所以把大盛魁做塌啦。王廷相能把大盛魁的买卖做好,实在有过人之处。他的孙子王绳祖是个秀才,光绪末年在裕盛厚做买卖顶了二厘生意,当时有二十大几,我亲眼见过这人。

秦贵山说:我的曾祖秦钺在大盛魁当过经理。大盛魁的买卖经过几次失败,秦钺对于大盛魁的发展巩固,立过很大功劳。临死的时候,股东认为他有功,要给他一个永远身股。他不同意,说:“立下永远身股,后世子孙有依赖,不学好;出了坏子弟还可能找大盛魁的麻烦。大盛魁做一天对于我的子孙招呼招呼就好了。”这一段话载在万金账上。

刘玉说:大秦钺以后,代州王廷相当家年代最长,开过十账。

王廷相一气子做买卖,八年头上顶上生意才能回家。他女人在家生了孩子,他母亲用盐把死孩子腌出来,等他回家让他看。他说“怨咱穷的过”,没有休老婆。他在柜上吃皮挨厚,谁做下不是都推他,他也承认。有一年前营捎回信催货,买不下骆驼屉,货走不了。他几年积累起几房骆驼屉,报告柜上顶了大事,由此顶的生意。王廷相死了以后接着一个掌柜的,就是祁县李顺廷,宣统二年我见过李顺廷,当时有60多岁。李顺廷是兴盛隆铁铺、永合堂中药铺的东家,兴盛隆水合堂本号都在归绥、光绪二十五年,绥远地区收成不好。二十六年庄稼冻死,又是一个大荒年。大义魁经理杨道中要空粮盘,每一石粮上涨了一二两银子,共亏了十二万八千两银子。李顺廷因为大盛魁的羊马皮毛卖不出去,如实地还债也有点吃力,于是和杨道中定下骗人方针,两个人假造了一份推约,说大盛魁早已把大义魁推接给杨道中,大义魁赔钱与大盛魁不相干。包头公行不服,告到萨拉齐厅,大盛魁面子大,没有告准。

段敬斋手里要是做得平稳一点,大盛魁也倒塌不了。一个买卖人娶四个老婆,出门坐的大马车,大盛魁失败啦,他也失败啦。日本人来了,特务告密,说他通蒋介石。日本人把他押起,特务想着向他四姨太太要千数八百块钱,四姨太太手里有钱不出手,对特务说:“一个老头子出来不出来咋呀?”日本人把段敬斋逼拷了八天,头朝下着,舌头也出来了,等保出来以后死了。

赵颐兆说:民国十三四年,王府欠的债就收不起来啦,并不是自己撤庄,而是印账无效啦,只有财产损失,人员没有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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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肃说:大盛魁结束的时候,我是办事人之一。当初荣耀成也是办事人之一,大盛魁段敬斋出号以后,由连号同升远钱铺的陈严甫当了大盛魁的经理,结束柜事。

最后一任掌柜是陈严甫(1897~1966)乳名裕厚,学名公威,以字严甫行世。1897年5月出生,原籍内蒙古托克托县。1920年在大盛魁掌管财务(时称大生),大盛魁于1929年歇业后段履庄被开除出号,股东及伙计不甘大盛就此倒闭,推选陈严甫任经理。在段履庄任经理期间,陈严甫就是段履庄后的大股东,特别是在段履庄被王相卿后代刺杀未果后,元气大伤,大盛魁的日常事务全由陈严甫掌管,从1930年后,陈严甫出任经理到1946年彻底倒闭。陈严甫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14岁就读完了私塾中的全部功课。他能用双手同时运算,还写得一笔好字。在归绥找到了一个“住地方”的商家。这个向永龙安号。在该银号学徒的三年里,他没有探过一次家。在同济银号,20岁前,就当了银号的掌柜。在他业务和声望与日俱增的时候,大盛魁慧眼识才,从同济银号挖走了他。

大盛魁的兴盛与衰落,都有其深刻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到了陈严甫当经理时,已属残局,已是回天乏术了。1946年秋,用七辆马车拉看自己的家什返回托县,由于种种原因,就陆续把一些东西廉价卖掉,用以度日,唯一留下的一件纪念珍品,是一座精致的俄国造挂钟,由后人捐赠给了托县博物馆收藏。特别可惜的是,“文革”开始后,由他保存的大盛魁的账薄、字画、书籍被全部烧毁。在这些账簿全部烧毁后的第二天给长子写了一封家信后去世了。

陈严甫的子嗣有二女三男。长子陈孝,毕业于东北农大,在黑龙江萝北县从事工业,为总工程师,现已病故。次子陈忠,原为华蒙公司计财部。小儿子陈义当过托王集团副总经理,后来为了重振大盛魁,注册了大盛魁商贸公司,已经卸任,交给了宋治国,传承大盛魁文化,弘扬大盛魁精神,大展宏图。

《大盛魁闻见录》:让我们走近了大盛魁

从《大盛魁闻见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当年大盛魁的存在,在二百余年间对域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亦即丝茶驼道的开拓起了历史性的沟通作用。我夜希望,在当下有关草原文化于旅蒙商文化方兴未艾的研讨中,“大盛魁现象”似宜成为这一学术性性涉猎的重要课题。

虽然大盛魁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大盛魁的辉煌,越来越让人们感兴趣,直到现在也是呼和浩特值得骄傲的历史闪光点。

《旅蒙商大盛魁》里说,大盛魁“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中心,活动于内蒙西部和外蒙(今蒙古国)大部地区;以放'银标’账为主,经营牲畜、皮毛、药材、茶叶、生烟、日用百货等业务;京、津、沪、杭、晋、冀、鲁、豫、湖广等地,均有它的分支、小号和坐庄人员;它的从业人员连同雇佣的牧民、工人,有六七千人;它的贸易总额一般年份均在白银一千万两左右像这样的大商号,在过去内蒙地区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还发现,大盛魁等旅蒙商(主要是晋商)是与我国清代的微商、陕商、湖商等并列的塞外商帮。

我翻阅着《大盛魁闻见录》感觉这部史料的厚重,有多少人在寻觅这伟大的茶叶之路和这个辉煌的商号,挖掘他们的根和魂,让他们重焕发生机。作家邓九刚的小说《大盛魁商号》和导演王新民的电视剧《大盛魁》都在做着立足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

我在心里,为这个发现高兴,要为他们在历史上立下丰碑。

《大盛魁闻见录》:让我们走近了大盛魁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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