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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
一、曹操举倾国之力救援襄樊的原因
反之,曹魏一方则极为重视,几乎举倾国之力,以抗击关羽。
自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即坐镇洛阳,昼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
曹操前后共派出多批援军。
《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率七军助仁。《三国志·徐晃传》云:“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三国志·张辽传》云:“关羽围曹仁于樊,魏王召(张)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资治通鉴》卷68曰:“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指曹仁、吕常)遗力邪'。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
从上述史料中可知,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前后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第五批是将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前线调来增援曹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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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还先后派遣满宠、于禁、庞德、徐晃、赵俨、徐商、吕建、殷署、朱盖、张辽、裴潜、吕贡等十二名文官武将(其中将领八人、参军一人、刺史二人、太守一人)参加此役,其中除张辽、裴潜、吕贡等军因关羽撤围而未到樊城外,其余九人都参加了襄樊战役。
曹军兵力当分前后不同阶段计算。关羽水淹七军,俘获于禁所部约三万余人,加上杀死及逃散的,被羽消灭的魏军当不少于四万。此后,曹操不断增派援军。夏侯渊战殁后,徐晃率重兵屯宛城,当不下于万余人。殷署、朱盖等率“十二营诣(徐)晃”,殷署所领的一营之卒有五千余人,·其余十一营若仍以每营五千人计,十二营合计为六万余人。曹仁、吕常所领襄阳、樊城守军亦不少于万人。
由此推算,徐晃、徐商、殷署、朱盖、曹仁等率领的守军和援军加在一起总共约有八万余人。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优势,曹操还亲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几乎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二、蜀汉方面未救关羽的谜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采取任何军事部署。当时关羽所部兵力严重不足,仅“号有三万人”。
战争的胜负虽不能以兵力多寡决定,但兵力对比之于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起主导作用的。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重兵于后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阳、樊城,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统率大军屯驻摩陂,并调遺徐晃、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各路援军至樊城时,关羽面临强敌,已处于绝对劣势。
襄樊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刘备与诸葛亮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发展的一举一动?
诸葛亮镇守荆州多年,对荆州军的兵力、装备也应该是了如指掌,但为何在曹魏大军几乎倾巢出动,军事态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动于衷呢?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近十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刘备、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至于后来关羽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刘备、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象上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
首先,襄樊战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底,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久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
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
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
其次,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
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情报和信息搜集工作的专职人员,称之为“斥候”。《尚书·禹贡》“五百里侯服”孔传:“侯,候也。斥候而服事。“孔颖达疏:“斥候,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史记·李将军列传》“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司马贞索引许慎注《淮南子》云:“斥,度也。候,视也,望也。“亦指位察敌情的士兵。
《三国志·诸葛恪传》云:“远遣斥候。《三国志·孙韶传》曰:“常以警疆场,远斥候为务。“可见魏、吴二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相当重视,蜀汉其实亦无例外。例如,刘备在攻取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的通讯联络,“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刘备伐吴时,沿途派出许多“斥候”,以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
其三,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
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西部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逃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
毋庸置疑,在宜都丢失后,刘备、诸葛亮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此时,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
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字片语涉及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纷纷揣测。章太炎先生于《訄书·正葛》中提出了“(蜀)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观点。章氏之观点虽是假设,但却不无道理。比如研究魏晋史的前辈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亦持近似观点。
他说:
“《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有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关羽传》羽败死,荆州弃守,读史者总不免有怀疑。思欲究其所以,论其责任。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刘、葛,特别是刘……章太炎始脱去怩之态,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且断其责不在他人而在刘备。章氏之论确否,姑不置论,他无所顾忌的学术态度,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
我以为田先生所论甚是,荆州之失,关羽败亡,刘备当负主要之责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亦不排除刘备假吴人之手剪除关羽的可能性。
三、刘备假东吴手杀关羽说
关羽作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号将领,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不要说蜀中一般的将吏不放在眼里,即便对主公刘备亦时有怨懑之辞。
《关羽传》注引《蜀记》曰:
“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飘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
刘备在许昌之时,被曹操软禁,犹在虎口之中,稍有不慎,即可招致杀身之祸,备投鼠忌器,岂敢轻举妄动。关羽不明事理,居然发怒,责备刘备为何当时不诛锄曹操,岂非无理取闹?
建安十九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东汉末年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谁可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由于诸葛亮的协调,关羽对于刘备重用马超的不满才得以缓解。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
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日:吾自当解之。'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
《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之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
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有诸多不满。对此,刘备当然不可能无所察觉,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必将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
刘备任糜芳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傅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除了这两座城池是军事要地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我怀疑是有的。
糜芳字子芳,东海人也,为安汉将军糜竺之弟,刘备之妻糜夫人之兄。傅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也,为将军,亦为刘备所器重。刘备极有可能是用糜芳、傅士仁二人来做关羽的监军。特别是糜竺、糜芳兄弟,与刘备的关系非同一般。刘备任徐州牧时,即得到糜竺、糜芳的支持。
当刘备为吕布所败处于困窘之际,糜竺资以“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赖此复振”。糜竺又“进妹于先主为夫人……竺弟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刘备取得益州,即拜糜竺为安汉将军,地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可见,糜竺与刘备的关系极为密切,糜芳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刘备以糜芳为荆州重镇南郡太守绝非偶然,很可能是以自己的这位妻兄来监视关羽。
关羽当然知道刘备的“用意”,故对依恃裙带、同乡关系而得志的糜、傅二人从不假以词色,不仅轻视、鄙视他们,甚至表示“还当治之"。
关羽水淹七军后,“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面对如此的形势,刘备自然是兴奋的,然兴奋之余,不知其是否还有一丝隐忧,即平日已十分跋扈的关羽很可能会更加居功自傲,届时将有尾大之虑。
此时刘备年已近花甲,其子刘禅懦弱,故在养子刘封丢失东三郡之后,“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备欣然同意,遂“赐封死,使自裁。“既然刘备能不顾父子之情,毫不犹豫地处死刘封,刘备又怎么会考虑其同关羽所谓的“兄弟”关系呢?
何况关羽要比刘封“刚猛”得多,易世之后,刘阿斗根本“制御”不了他。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评曰“先主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高祖乃刘邦也,为巩固西汉王朝,刘邦生前就剪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刘备既有“高祖之风",就有可能会效仿祖宗“故事”。
在关羽丢失荆州,全军覆没之后,干脆“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古代的君臣关系太理想化,以为真的有什么“桃园结义,誓同生死”。
由于《蜀书》记载过于简略,笔者找不到确切的史料证明以上揣测,但仍可从《蜀书》的有关记载中寻觅出蛛丝马迹。例如,庞统死后,“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法正死时,“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张飞被刺身亡,刘备惊曰:“噫,飞死矣。“按理来说,关羽为国捐躯,且身首分离,死得极其壮烈,刘备应该更为悲戚,但查遍《三国志》及裴注,却找不到刘备流涕的记载,是陈寿漏记了吗?
不可能,如此大事,有良史之称的陈寿又岂能不录。另外,关羽死后,刘备并未予以其谥号,至后主刘禅时,才“追谥羽曰壮缪侯。“但刘备是否对所有的臣僚都不给号呢?亦非如此,法正死后,刘备即“赐曰翼侯。*刘备为何要厚法正而薄关羽呢?由于史料缺失,其中奥秘恐怕永远也无法解密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蜀汉是否讨论过发兵营救关羽。我感到这里或许还有某些隐情。上文曾提及《三国志》及裴注无只字提及此事。这对后人而言,自然造成了千古疑惑。其实,恐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也无从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陈寿出生(233年)时距关羽遇害(219年)已有十余年。
当然这还是其次,问题的关键是蜀汉不设史官。故陈寿撰修《蜀书》所搜集的资料远不如魏、吴(按:魏、吴皆设有史官,有自己的国史)。在蜀国没有保存官方档案,民间传闻亦不可靠的情况下,陈寿修撰《蜀书》的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蜀书》在《三国志》中卷数最少,也最为简略。此事的关键,即《关羽传》的篇幅极短(仅九百余字),使后人无从窥探其中的细节。蜀汉为何不修国史,其因不详。我认为,作为开国之君刘备的责任不大,因为他当皇帝时间极短,不足三年就驾崩白帝城了。刘禅继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所以蜀汉不设史官,与诸葛亮大有关系。至于葛氏为何要违背汉家故事,就难以探究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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