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中孙家原型,历史上如何败落?因贩铜巨亏,被和珅抄家
《大盛魁》中孙家原型,历史上如何败落?真相:因贩铜巨亏,被和珅抄家
从雍正年间开始,得宠的范毓馪还获得了其他几项内务府生意,然而就是从这时开始,产生了扩张过速的隐患,给范氏家族最后的衰落埋下伏笔。
自康熙中期,中原政局趋稳,社会经济强力复苏,平民百姓并不经常使用银子,以铜钱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交易货币,导致对铜钱需求猛增,而国内的铜矿资源和开采量又难以满足。
1683年,清军攻灭台湾郑克塽后即刻开放海禁,使东南沿海民商船只可以从日本进口洋铜。
清朝在国内各地税关对铜料的征收价为每百斤十五两银,同时期从日本购人的洋铜为每百斤十两五钱到十一两二钱银,刨去运费、打点等环节产生的盘缠银一两一钱,还有二两七钱到三两四钱的纯利。
出海的船利用生丝、砂糖、药材等其他商品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显著差价,大赚特赚。
除生丝和砂糖外,类似的暴利商品还有丝绒、人参、茯苓等等。可见在这个买卖里,贩铜主要是应付清廷税关的收铜差事,以及巴结讨好皇帝,牟利之源却来自铜以外的事物。
既然贩洋铜有如此油水,自然就让内务府皇商垂涎三尺。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二月,内务府“张家口买卖人”王纲明首先呈请承办芜湖、淮安等六处税关额铜差事,获得清廷准许。
门路一开,闻风而起的内务府皇商们纷纷效仿,从次年开始,员外郎张鼎臣兄弟、广储司买卖人刘世泰、上驷院笔帖式包衣席特库等人把其余税关的额铜差事都瓜分了,就连江宁织造曹寅也掺和其中。
康熙六下江南,五次驻跸曹家,曹氏凭借和皇室的特殊关系得以显耀门庭,但为了操办接驾大典也是开销浩大,在主持两淮盐务上更是亏欠了百余万两白银。
曹寅就打算通过贩铜弥补亏空,在奏折里向康熙借十万两内帑银,八年为期,许诺“交本银及节省银共一百万两,每年交内库银十二万五千两”。他敢夸下借一还十的海口,就是事先估量了贩铜的暴利。
面对横插一杠抢肥肉的曹寅,其他人自然是毫不相让,张鼎臣兄弟更是报出借十万两,八年内交纳本银及节省银一百一十二万两的新纪录。
内务府皇商们为抢夺肥差,争先报出高回报率取悦康熙皇帝,形成恶性竞争。
贩铜差事在最初的确如他们所料,但好景不长,因为每年大量铜料外流,造成日方的铜源紧张和铜价上升,这些皇商在长崎无法采购到足够的定额铜源,被迫收购国内铜矿和高价收购破损铜器追补亏额,使贩铜的暴利被抵消了。
八年期满,曹寅不仅没赚回以前的积欠,反倒又欠下四万两办铜银,他赶紧又给康熙写奏折,很知趣地退出了。
康熙五十四年,日本德川幕府颁布“正德新例”,明确将铜料出口量限制在三百万斤,内务府皇商贩铜体制也在当年暂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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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范氏在雍正六年后逐渐得势,人参、木材、直芦盐场(今天津到河北沧州一带)等等肥差都成为清廷给予范氏的嘉奖。
然而在乾隆十年前后,范毓馪却判断失误,办了一件错事。
当时清朝决定重新招商进口洋铜,并给予较康熙时更为优惠的政策,但又规定须将贩铜与其他肥差捆绑。内务府皇商人人皆知贩铜棘手,无人敢接应。
范毓馪一心想继续在乾隆面前树立自己的忠顺姿态,更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利益,他认为此时已没有其他商家能与他竞争,即便贩铜有所亏欠,也可以用其他赚钱生意的盈利去贴补,就出手接下了这个差事。
偏偏人算不如天算,此时日本铜价不仅暴涨,而且对华出口限量颇严,使范氏不能如期购回额定铜料,亏欠之巨超过他原先的预估。
乾隆十五年范毓馪死后,范家后人又缺乏具备出色经营才干的人才,没有及时从铜务中忍痛退出,却采取支借内帑的方式维持经营。
屋漏偏逢连夜雨,人参价格在乾隆朝剧烈走高,内务府贪图暴利,将长白山采办权收回,不再对买卖人放票,此举让范氏又丧失最重要的获利来源,无法贴补贩铜的无底洞。
乾隆皇帝最初对范氏后人尚抱有企望,从乾隆二十年起,共分六次向范氏后人借出总计一百四十万八千五百两内帑银,并特意免去后三次借银的利息,希望范家人能遏止颓势,范氏却始终没有起色,而且已经资不抵债,就算想退都退不出来了,不仅没能还清欠银,连这一百四十万两借银也基本赔光。
在乾隆三十年,内务府总管大臣就有查抄范氏家产充公抵债的奏请,但看在范毓馪的分上,乾隆皇帝对这些奏请一概压住缓办,直到乾隆四十六年,态度才发生改变。
范氏横遭抄家之祸也是很不凑巧地赶上了一道“坎”:
乾隆四十三年,高朴私售和田玉石案爆发;四十六年又发生甘肃冒赈案,而且负责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在追赃清缴过程中,居然利用职务之便贪墨查抄的财物,干出一边查贪污案一边贪污的“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乾隆觉得有必要搞一次严打整风运动,惩肃官场和清查各衙门历年亏欠账册,但他派来主持工作的人却是正值贪欲肆涨的和珅。范家与和珅素无来往,不能通过走人情得到关照,此时经济状况已颇为拮据,也拿不出钱财向和珅行贿,于是在一年多后,就被和珅参奏查抄范氏家产充公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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