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原创投稿请至：historymook@sina.com周绚隆：男，1969年生。文学博士。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著有《陈维崧年谱》等。《侯岐曾日记》详细记录了清政府为惩... ● 原创投稿请至：historymook@sina.com
周绚隆：男，1969年生。文学博士。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著有《陈维崧年谱》等。
《侯岐曾日记》详细记录了清政府为惩处侯峒曾抗命守城，下令籍没侯氏家产，同时逼取租赋钱粮的过程。各级官吏因此借端诈索，几至敲骨吸髓，压得侯氏一家喘不过气来。顺治四年五月，侯岐曾因藏匿陈子龙被杀，更使这个本已残破的家族，遭受了灭顶之灾。
侯岐曾
侯岐曾被捕的当日，其长子玄汸（字记原）携堂弟玄瀞（字智含）出逃，幼子玄泓（字研德）被捕。汪琬为玄泓作的《贞宪先生墓志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是时侯氏祸患踵至，死丧狼籍，而官吏且络绎交驰于门。亲知相率惊窜，其他株连钩引者尤众，计莫知所出。”按常理推测，官府的追罚力度，此后应该加大。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案子却被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
据侯玄汸《月蝉笔露》载：“东第报籍之时估值三千，虽未达部，已做官房，兵丁往来，残破尤甚。累控减价，十年后始定五百有奇。……后抚军援催征不得赦例，檄取部费，县官酷比，输三百有奇，敲骨追髓，三年始毕。故予云又得小籍没也。”所谓“东第”，即其伯父峒曾之所居。按时间推算，此籍费由三千改为五百，应在顺治十四年（1657）以后，完结部费，则当在十七年（1660）前后。籍没田地的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插曲：“征第宅已，请征坟墓。……（侯氏墓田）隶上海二十三保。吏承牒报籍矣，老仆管科遇于途，醉之，去其籍。”所以侯氏墓田终得保留。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清政权此时已彻底稳定，对各类抵抗力量的担心已经开始减轻，故对这些遭受重创的家族亦不再过分追究。
来自官府的压力虽然暂时有所减轻，但乱后社会的变化却超乎我们的想象。一方面，一些新的地方势力借着改朝换代之机迅速崛起，他们不但秉持的价值观与侯氏世守的理学完全不同，而且在经济方面对其伺机掠夺，在影响力上也不断进行挤压。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在遭受了残酷的屠戮以后，也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对侯氏曾经的遭际未必都持同情的态度。因而侯氏一家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以后，处境反倒有些孤立。汪琬在《贞宪先生墓志铭》中回顾说，玄泓被捕后，“慨然力辨，不少动，久然后得释。而群无藉睥睨侯氏者，犹乘间思挤之。先生惧终不免，乃携家走他县，匿村落中，无恒居，凡三年，而姑迁郡城。又三年，而归故里”。其携家逃亡的路线，在长子侯开国的《凤阿山房图咏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记录：“迨丁亥之岁，浮家数百里间，于娄之王园，浙之横山、河渚，松之朱泾、张堰、曹洪，三四年中凡数迁而归于旧庄。后三年迁郡城通和坊，又四年始返邑中。”（《凤阿集》）这里提到的地名，娄为太仓的别称；横山在浙江龙游，河渚即杭州西溪；朱泾、张堰、曹洪都在上海，当时属松江府；通和坊在苏州。据此可以体会玄泓为避祸而频繁迁居的不易。
顺治十三（1656）年，玄泓移家苏州，王摅有诗赠之云：“十年多难叹飘蓬，吴市移家隐桂丛。不用车中藏季布，将从庑下赁梁鸿。一门忠孝青磷聚，百战城池白骨空。犹有先人敝庐在，练祁南望哭秋风。”（《侯掌亭移居吴门赋赠》）练祁河即练川，代指嘉定。次年，玄泓归嘉定故里（侯开国《书说舟弟仍贻堂私记后》），与长兄玄汸一起开始重建家园。杜登春《吾友诗》之十一《疁城侯研德名泓》云：“侯生婴家难，全身狎豺虎。浮沉又十年，始觐伯与父。”就是对其这段经历的真实写照。
同样在逃亡路上奔走的还有侯玄汸。他在家难初平后，“乃改服，漂泊玉峰、琴水间，屡迁其处。至辛卯，闻智含灵隐之讣，始返邑。馀喘未平，复跳身南游两浙。癸巳冬，乃携家卜居城中。”（《月蝉笔露》）玉峰、琴水乃昆山和常熟的别称。辛卯为顺治八年（1651），癸巳为顺治十年。据此可知其大概行踪和归里时间。
在入清后的岁月里，兄弟两人一开始虽都移家避难，归里后隐居不出，但因个性不同，表现亦略异。昆山葛芝在《侯研德文集序》中回顾说，侯氏兄弟重返故里后，“记原高卧海滨，优游卒岁。研德为同人所推挽，捧珠盘、玉敦以从事。南皮之集，北海之宴，必研德在焉，以为无车公不乐也。故二十年来，研德名益著。”（《卧龙山人集》卷八）车公本是晋代囊萤夜读故事的主人公车胤，以寒素起家，博学多闻，美丰仪，性机敏，善赏会，当时每有集会，若车胤不在，众人皆会说“无车公不乐”。此以之喻玄泓。
玄泓慷慨好义，尤喜排难解纷。陈瑚《挽侯研德二首》诗序中说他“美丰仪，善谈论，赋诗属文，落笔敏妙。生平尝以留侯、邺侯自况”（《确庵文稿》卷七下）。留侯为汉代张良，邺侯乃唐代李泌，两人皆足智多谋，功成不居，喜修炼之术。玄泓好神仙，耽养生，也屡见于同时人的记载。陈瑚《简侯记原研德》诗注云：“研德学仙。”计东《追哭侯研德宋畴三》诗“天道劳疑信，神仙竟有无”句注曰：“研德好神仙之事。”（《改亭诗文集·诗集》卷三）尤侗《哭侯研德》诗注也说：“研德素学养生之术。”葛芝对此的解释是，玄泓虽然声名日著，但仍“悒悒如不胜，曰：‘吾家祖、父笃忠贞，食旧德，如东京杨氏、江左袁氏，盖章章也。后之人则亦耕于宽衍寂寞之滨以老耳，安能与时争上下哉！’故颓然自废，沉湛于性命之学，而以馀力放于诗文”。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江南士人群体中的活跃。杜登春《社事始末》载，顺治九年（1652），慎交社二十八人会于苏州，往来联络的即是侯玄泓。“研德忽以他故别去，竟往云间按册联合，尽吾党之人，大会于须友堂”。
次年，为防止文社的矛盾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吴伟业受钱谦益嘱托，出面调停慎交社与同声社的关系。从中传达联络者，也是侯玄泓。彭珑在给宋德宜的信中说：“吴门气类，欣逢宗主归而振之，必然改观。况研德兄亲许时过葑上，为慎交招携怀远，务以文德相化，彼纷纷者当从此息争矣。”（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卷二）作为覆巢遗卵，在携家避难的途中，仍不忘屡屡出面调和同人之间的纠纷，可见玄泓性格之一斑。当然，他的活跃不只表现在这点上。许多私人的集会，时常都有他的影子。如：顺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常熟张氏假我堂的集会（钱谦益《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序》，《有学集》卷五）；顺治十四年重阳节苏州辟疆园的澄怀社集（施男《丁酉九日》诗序，《邛竹杖》卷五）；顺治十八年徐芳至嘉定的聚会（徐芳《与钱牧斋宗伯辛丑》，《悬榻编》卷五）。类似的例子远不止这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家庭事务上，玄泓的担当精神也是颇可称道的。玄瀞出家以后，已经行聘的盛韫贞誓不他适，玄泓乃将其迎归，令随夏淑吉一起礼佛。玄瀞病故后，也是玄泓去收的遗骨（杨锺羲《雪桥诗话馀集》卷一）。
钱谦益
玄泓卒于康熙三年（1664），继室莫氏方二十七岁，留一遗腹子名莱，莫氏抚之成立（咸丰《紫隄村志》卷七“列女”）。尤侗《哭侯研德》诗有“四海量交谁急难，半生通隐独忧贫”、“兄弟凋零妻子少，那能回首不沾巾”的句子，皆有所指。汪琬《贞宪先生墓志铭》说黄淳耀之后，“诸儒称能得师传者，必推先生云”。其故友宋实颖亲临哭吊，并为议谥云：“按谥法：清白守节曰贞，博闻多能曰宪。今先生当家破国亡之馀，顾能履艰出险，以无坠其先绪，可不谓贞乎？修身立言，以无忘其师学，可不谓宪乎？”遂以贞宪谥之。
相比之下，侯玄汸则性耽寂寞，基本隐居不出，惟以设帐授徒自给。陈瑚《简侯记原研德》“清火光摇座右铭”句后注云：“记原教授。”钱谦益《简侯研德并示记原》末两句也是针对玄汸说的：“知君耻读王裒传，但使生徒废《蓼莪》。”诗用《晋书·王裒传》的典故。王裒之父被司马昭杀害，他成年后坚持隐居教授，不受朝廷征辟。每读《诗经》之《蓼莪》篇，辄三复流涕，生徒为免其伤心，尽废《蓼莪》之诗不读。陆世仪有《侯记原乙未学规序》（《桴亭先生文集》卷三）一文，可知其授徒很重规矩。乙未为顺治十二（1655）年，但其设帐当不自此时始。其后可确知的一次远行，是康熙十五年（1676），他曾带侯开国、侯莱至宜兴拜访陈维崧，并示以同人题赠之《明月诗筒》，陈维崧有诗和宋琬韵（《湖海楼诗集》卷五）。关于《明月诗筒》，黄裳先生有专文论及（见《榆下杂说》），此不赘述。
玄汸以理学自守，修身重躬行。《月蝉笔露》记录了其学道所得，内容丰富。晚年学使欲以“高士”旌其门，峻拒不受。康熙十六年以疾卒，学者称为潜确先生。两子乘、来宜先后出嗣玄演，以承大宗之祀，不幸俱夭。遂以玄泓幼子莱为己嗣。
玄瀞出家后，法名圆鉴。吴伟业《梅村诗话》云：“圆鉴，灵隐僧，故练川大家子也。父兄死国事。……已而被收，亡命为僧。……竟以疾殁于灵隐。”杜登春《吾友诗》之三所忆即玄瀞，题云“上谷僧圆鉴名瀞”。玄瀞与玄汸分手后，先逃至扬州天宁寺，后辗转至杭州灵隐寺。据《紫堤村小志》“卷之前”记载，“顺治辛卯，瀞在寺受任担水，积劳成瘵而卒，年止二十有八”。其族祖侯鼎旸《哭智含侄孙归骨》诗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吴越飘零独负担，五年踪迹寄优昙。徒闻天马题江北（原注：闻维扬壁间有《天马歌》，记原知为智含手笔），未报金鸡宥仗南。忠孝素心馀白骨，父兄衰祚只黄龛（原注：顺治辛卯，以智含焚骨作龛盛之，厝银台公殡侧）。追思旧事惭婴杵，月满山亭忆夜谈。”诗中“未报金鸡宥仗南”一句，言其至死未获赦免。金鸡乃古代颁布赦诏时用的仪仗，《新唐书·百官志三》云：“赦日，树金鸡于仗南。”诗用此典。玄瀞虽未生入里门，但玄汸、玄泓踪迹其所在，曾密往探视。厉鹗《增修云林寺志》卷六收有侯汸（为避康熙讳而去“玄”字）《宿灵隐赠晦公》，当为其探望玄瀞时作。《明诗纪事》辛签卷三十四收有玄泓《寄智含弟》一首云：“目断秦庭马角生，家山云水各吞声。三年一见无馀话，千里孤邛又独行。未卜相逢空有约，莫轻此别遂无情。江潮海日题诗在，莫遣红尘识姓名。”该诗又见《紫隄村志》，题为《龙江别智含弟》。从末句的叮嘱语判断，此当为玄瀞出逃后，玄泓探视时临别所赠，不可能为盘龙江上的留别之作。杨锺羲《雪桥诗话馀集》卷一说玄瀞批剃后“名昭宗，卒于灵隐。……私谥孝隐”，亦可补其生平细节。玄瀞亡命僧寺，心情十分悲苦，他的早卒虽说是积劳所致，其实与精神抑郁当有更大关系。这从他的《题灵隐寺房壁》其一可以得到印证：“折柱扬灰又一时，海东年少泪如丝。修罗劫尽兵长斗，望帝春深语更悲。汉月只临三楚塞，燕花空备五陵碑。天如可问宁忧醉，感激从今废楚辞。”（《淞南诗钞》）辛卯为顺治八年，玄瀞卒时距出亡前后恰为五年。故其族祖侯艮旸《哭智含归骨》亦云：“五年云水一僧枯，谁向天涯问赵孤。”玄瀞病亡，侯峒曾即绝后。
侯峒曾像
侯岐曾的孙辈以侯檠（字武功）居长，后面按年龄排序依次为开国（《日记》中称朅来、定陀）、棠（《日记》中称匡来、小匡）、乘、来宜、莱。其中侯檠为玄洵遗腹子，丁亥家难爆发时，陆悬圃携其出逃，匿于外舅张埰家。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顺治九年，他“卧病娄东三月馀，濒于死者再。……病中赖以资参药者，西铭先生之嫡婿侯子武功檠。朝夕陪医，周旋真挚。……（武功）幼继于先大姊记原夫人，称余为母舅，又同赘于清河，年虽不齐，而情谊不啻骨肉也”（按，据《侯岐曾日记》，夏淑吉将侯檠托付给玄汸夫妇，是在顺治三年她决心出家时，此时距玄汸原配杜氏去世已近十一年，其继室宁若生主中馈已有年。故杜登春记述有误）。侯檠少承家学，复得师传，有才名。
陈维崧
同年十月陈维崧到松江，曾与之相识，并有诗赠之，其中有“才逢公子肠先断，但说贤门泪先流”、“合浦卖珠人变姓，兰田种玉客无家”的句子。后两句分别有注说：“武功时变姓张。”“武功西铭先生东床，常居娄东。”（《舟次赠侯武功并示研德》，《湖海楼诗稿》卷八）这是我们能看到关于他比较具体的材料。不幸的是，次年三月，侯檠突然病故。陈维崧《哭侯武功八首》之一有“一门增旅榇，三党失孤儿”之语（《湖海楼诗稿》卷六）。该诗第二首还有注说：“武功尚未乘龙。”知其死时犹未成婚。侯檠著有《侯伯子诗文集》，似已不传。朱彝尊《明诗综》卷八十一收其《酬别徐继白》诗云：“沧江倚棹且高歌，游子衔杯意若何。乱后飘零亲戚少，天涯踪迹别离多。已悲杨柳愁中折，况遇宾鸿客里过。握手相期须努力，风尘十载莫蹉跎。”另沈葵心《淞南诗钞合编》收其《奉和掌亭叔父旧庄杂感八首》，均有身世之感。
玄汸两子分别为乘、来宜。侯乘生于顺治四年端午日，六天后家难发作，在襁褓中即遭遇颠沛流离。因家难发作时他曾落水不沉，周岁时叔父玄泓为取字渡来（《月蝉笔露》）。少长，即出嗣已故堂叔玄演，不幸于康熙三年八月以病卒。复以其弟来宜为继，亦早夭。长房遂绝嗣。开国、棠、莱皆玄泓子，其中开国声名最著。侯棠字悦舟，号南荫。《紫隄村志》卷六说他“性端恪”，以坐馆为生。善书画，“晚年游历四方，恒藉画为斧资”。不事干谒，有风骨。其《夜坐书怀》诗云：“树深庭院月来迟，月色当空独坐时。愧乏盛名惊海内，喜全清操慰心期。百般礼数因贫废，千种人情阅世知。小阁灯残风细细，酒醒聊复一题诗。”可知其于贫寒中犹能自持。侯莱字天存，想因遗腹子而得名。其母莫氏抚之成立，补诸生。后出嗣伯父玄汸。
侯氏孙辈中能不坠先绪的是侯开国。开国初名荣，字大年，号凤阿。《侯岐曾日记》在顺治三年五月初十，提到其当初不愿就学的情形：“泓欲强朅来明发过新塾，往复良苦。”侯开国在《征君陆菊隐先生行状》中也回忆说：“先祖营别业于厂头，延先生至，俾从兄檠及开国俱受业焉。”（《凤阿集》，下引侯开国文同）他成长的岁月，正是侯氏家道急剧衰落以后。在《文学金戒庵府君行状》中，侯开国回忆了岳父金献士（字治文，号戒庵）主动给他提亲的经过，并说：“余家固贫，六礼不能备，府君命之入赘。”其入赘的时间正是父亲去世那年（《书说舟弟仍贻堂私记后》）。
成年以后，侯开国曾为了衣食奔走四方，谋生的手段主要是坐馆。其在《吴船燕轺小识自序》中回顾说：“余自庚戌迄于庚午，二十有一年之间，往返京师者数次。凡从骑者六，从舟者四。跋涉驰驱，亦云瘁矣。”庚戌为康熙九年（1670），庚午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在给汪琬的信中，他讲述了自己在京时的情景：“某自来京师，羁栖馆谷，寂寞尤甚。而朱门谢客，觞咏不闻。……某赋性迂拙，内怀耿介，不能屈曲随人效昼夜乞怜之态。故京师往来者不过先君之故交三四公，馀则未敢轻怀一刺以相干也。只以故园荒芜，拾橡不充，跼蹐依人，进退狼狈，殊失二十年素志。”（《寄编修汪先生》）可见遗民生活的不易。康熙三十一年，他又假馆常熟席氏，并助其续修了族谱。
叶燮
康熙二十一年，听说当局要委托叶燮主修《江苏通志》，他曾接连致书叶燮与倪灿，并直接提供材料，恳请他们为其一门五世的亡人立传。在《致叶己畦进士》中说：“忆自庚戌春得聆教益，迄今星纪一周矣。……谋频年踪迹多在京师，迩因抱病南还，闭户削迹。侧闻制府以《通志》大典敦请总裁，江南北人士翘首告成，乐观盛事。……至寒门自先大参、先太常、先通政三世以来，并以政事忠节文章为当世所称，此久在执事明鉴中，无容多赘。附呈家乘一册，仰希主持公道，为之表章，而先祖、先君、先伯叔亦得附见于下，尤为感荷。此虽一家之私情，实符天下之公。是知执事暨同事诸老先生表章阐幽，自有同心，而某等仰荷私恩，亦当世世以之矣。”庚戌为康熙九年（1670），星纪一周为十二年，故此书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寄倪闇公检讨》亦云：“某京华浪迹，久赋倦游。顷以剧病归里，闭门削迹，日与药炉为伴。侧闻制台以《通志》大典，遴选巨儒，开局纂辑。……至寒门五世以文章政事忠节为世所称，阁下知之甚详，必能与同事诸老先生主持公道，阐扬潜德。第邑志甚简，特以史传一册、家乘一本尘览。希为照存，临启祷切。”因此，吴庄在《侯大年五十寿序》中称赞说：“祖若父辈或殉干戈，或泣风雨，仅一掌亭先生，为硕果之不食。而兰摧玉碎之馀，不敢有所建竖。祖功宗德，稗官不能载，野史不敢书，其足铭彝鼎而垂旂常者，湮没可胜道哉。而大年绩学力行，为时闻人，四海之内无不知上谷之后有文子孙也。携策游京师，辇上诸公无不倾动。朝廷方命词臣纂修《明史》，而上谷功业文章与节义并寿，夫承平之世，史氏之笔可以直书。若兴朝而修胜国之史，或世远人亡，或伤时触忌，藉非后嗣有人，谁复念青磷白骨中有丹心可照千古者哉？而大年以一人寿其五世，岂非寿其所难寿者与？”（《偶存篇》）
不仅如此，他还编辑了家族五世的文集、恢复了祖居仍贻堂。张云章《凤阿先生传》云：“先生承五世文献之传，于巢倾卵覆之馀，故业荡无存者。掌亭先生仅隐约终身，其贫殆甚于后门寒士。先生绩学砺行，德袭训集，能使其家声不坠，而益振累世之遗文，掇拾其散亡磨灭者，缉为成书，积为巨编，灿然如入群玉之府。呜呼，是亦难矣。”文集编成后，因无力付梓，只能抄录两份以便保存。在《黄氏谷帘学吟后序》（《谷帘学吟》乃黄淳耀弟渊耀集）中，他说：“至若余家五世文集百馀卷子，陆子菊隐著书数种，简牍浩繁，尚无力付之剞氏，仅仅录副以藏。每一念及，深恫于怀。”
仍贻堂为侯岐曾故业。侯峒曾、岐曾兄弟生前虽未析产，但峒曾居东第曰寿宁，岐曾居西第曰仍贻。据侯玄汸回忆，顺治十年七月，“予从浙东归，研德语予：‘今有四方之交，必葺仍贻便接待，请与兄分之。’予遂以仍贻前三层属研德，予存其后三层。”此后，玄汸经过多方努力，终将被异姓占据的东第收回，于康熙九年春改为宗祠，“置上谷累世考妣神牌位其中。以银台所遗太常以上三世旧主、银台以下新主亦三世，凡二十主，分列左右，春秋奉祀。”而玄泓则力图恢复仍贻堂，惜未成而病故。但开国一直未忘先志，经多方努力，至康熙三十二年（1692）终于重建了仍贻堂。在《书说舟弟仍贻堂私记后》中，他回忆说：“於戏！自丁酉冬先君从郡城归故里，重构后楼，葺前堂。仅一年以前，堂属顾氏。又六年而先君即世，余亦馆甥彭城。凡二十有七年而始返故居。又二年而始复此堂。”吴庄在《仍贻堂记》中称赞他说：“鼎革之际，曩所谓仍贻堂者，几烟销瓦解于兵燹之馀。幸而掌亭先生一为修葺，而仍属他姓。忠孝之报，殆不可问矣。掌亭殁而长公大年经营久久，而后复之。今夫缓急时有以一物寄质库，阅三年而未能取赎，则永非我有矣。况前人之堂构，数十年来，他族实偪处此。一旦还返旧物，顾不幸哉！然则大年之殚精竭虑而为此，盖欲仍前人仍贻遗意，而仍复仍之也欤？则又大年之不忘本也。”（《偶存篇》）至于《紫隄村志》说他“事继母莫氏孝，抚异母弟有恩”，自属忠孝传家的题中应有之事。侯开国著有《凤阿集》，今有抄本存世。另外还与周象明辑有《苏松田赋备考》，陆陇其《三鱼堂文集》亦有其所撰序。《嘉定县志》说其“文冲和峻洁，诗雄深朴老”，有“疁城八子”之目。但从《凤阿集》中的文章看，才气与乃祖已相去甚远。
开国有子三人，分别名铨、永、焘。铨字秉衡，号雁湄，又号梅圃，受业于陆陇其，曾参与厘定《三鱼堂文集》。后因娶其父昔日馆主席氏女为继室，随妇迁居常熟。永字声虞，少砺志于古，“郡邑名家争延为弟子师”，不幸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以疾卒。张云章《侯声虞像赞》不无遗憾地说：“声虞遇余以父之执，其礼过恭，余颇恧焉而厚期之，以为他日之能深造于道者必声虞也。侯氏自给谏、通政以来，文章节义著于世。凤阿绩学不仕，名德彰闻，人咸谓将大发于诸子，而声虞独不幸早世。”焘字寿臣，“潜心理学，品行端洁，乾隆二年，预修《嘉邑志》”（《紫隄村志》卷六）。三人中铨、永为廪生，焘为庠生。知其皆放弃了祖、父所坚守的遗民立场，这既是时代变化的必然，也与自身的生存状态有关，说穿了都是因贫求仕。其祖玄泓所预言的“后之人则亦耕于宽衍寂寞之滨以老耳”的说法，并没有成为现实。侯铨乡试落榜后所作的《清明日作》二首其二云：“蹉跎身世苦无悰，开遍来禽兴转慵。璞玉无言宁自炫，蛾眉已老为谁容。馀光犹凿邻家壁，浪迹休嫌庑下舂。安得故园营十亩，一犁烟雨傍吴淞。”再次道出了侯氏后人生计的艰窘。不过康熙三十年（1691），朝廷敕建三忠祠，崇祀侯孔龄、侯峒曾与侯岐曾，总算能抚慰一下这些忠义之后失落的心情。
上谷侯氏自鼎革之际家遭荡析，后人虽能不坠先绪，守其世德，但最终还是丧失了地方精英的身份。今天，我们依据文献大概只能追踪到开国的下一代，往后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一代名门，终成绝唱。从这个家族后来的结局看，清初平定江南时，对有抵抗意志的地方望族采取的打击政策，效果是显著的。在遭受了一系列政治打击和多种形式的经济掠夺（包括政府与私人）后，侯氏后人既失去了在地方事务上的发言权，也没有了经济上的优越性。在新的地方精英群体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被彻底淘汰出局。由于失去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子弟的教育质量难再保证；玄泓父子两代所持的遗民立场和后代的平民身份，又使他们不可能与新崛起的仕宦之族联姻；特别是后辈没能在科举上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上种种，都使这个家族不可避免地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侯玄汸入清后所写的《江南春》词有“王谢雕梁事已非”之句，不幸竟成悬谶。（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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