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原之山高入云——王阳明在吉安

摘要: 作者:李晓君(散文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晚明大儒黄宗羲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此话道出江西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地位很重要。王阳明曾出任庐陵知县,他注重教化...

作者:李晓君(散文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

晚明大儒黄宗羲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此话道出江西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地位很重要。王阳明曾出任庐陵知县,他注重教化,带动了江右王门学者对社会教育的重视。在吉安,社学、书院和讲学,构成了幼齿启蒙、高等教育与学术交流三位一体的教育系统,并成为庐陵文化的重要特征,影响数百年。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地处江西中部,开阔的盆地、众多的河流、湿润的气候、充沛的雨量,造就了一方繁衍生息的乐土。《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即不同的地域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习俗文化。细致、柔软、妩媚、精巧、繁复等南方特征本应成为吉安文化风俗面相,这里的民风却历来以“劲直澹朴”而著称。直率、刚正、重名节尊义气、轻屈服绌耻辱,是吉安人的性格和精神。地处江南的吉安,其实是有些北方气质的。

青原之山高入云——王阳明在吉安

江西吉安青原山五贤祠敖玉龙摄

吉安有一条有名的路叫“阳明路”,是为纪念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而命名。吉安名人可谓多矣,而独以“阳明”来命名市区这一由东向西的干道,可见吉安人对王阳明的尊崇。那么多年过去了,王阳明踩踏这块土地的足迹,如今早已湮灭。当年的道路、楼宇、馆阁,也早已面目全非。但此地却不因朝代的更替、建筑的兴废,而忘却这位哲人。

车流、人流,白云的投影,喧闹的声音和由香樟、花园、招贴形成的色彩,构成阳明路现在的外观。当年我常常徜徉在阳明路上。它比现在静谧:两边是古老的法国梧桐树(它们栽种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装店、杂志店、文具店,和夏日傍晚必然会有的凉粉摊子、春卷摊子以及清汤店、夜宵店,构成常见的景观。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条路与王阳明的关系。人们说去阳明路,脑子里首先映现的便是以上的店铺和摊点。包括我自己,当年在此读书,经常路过,但不会深究此地和阳明先生的关系。

思想史上的王阳明,可以说是在贵州开花、江西结果的。“龙场悟道”,缘于一次政治挫折,时任兵部主事的他,因反对当权派宦官刘瑾,被廷杖后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那荒山野岭、天高皇帝远的边地,身心受到折磨的王阳明,慧根渐渐蓬勃。富有叛逆和怀疑精神的他,在龙场某个漆黑的夜晚,突然从床上坐起,仿佛一个启示在召唤他:天理非来自格物,而是来自人心!一场浩大的阳明学潮流滥觞于此夜。王阳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辟了一条“觉民行道”的路径,面向民众、通过民心觉悟,来达成对天下的改造。这与宋儒致力于“得君行道”,通过“顶层设计”来实现救世的理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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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原之山高入云——王阳明在吉安

青原山阳明书院王阳明塑像(居前者)罗丽琼摄

晚明大儒、阳明后学黄宗羲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此话道出江西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地位很重要。若追述王阳明与江西的情缘,可上溯到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时年十七岁的他,奉父命前往南昌完婚。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时任翰林院经筵讲官,陪皇帝读书,仕途似乎不可限量,但实际上他的仕途却并不如意。王华选择了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作为王阳明的婚配对象。新婚之夜,诸府喜气洋洋,高朋满座,准备拜堂时,新郎官居然失踪了。因婚礼无需王阳明操持,当天最无所事事的他,也许出于无聊,信步走到翠花街,走进了一个壮观的道观——万寿宫,偶遇一个相谈甚欢的道士,居然把成亲这样的大事给忘了。当他突然意识到此时他不应该在这个地方时,已是凌晨。诸府寻找新郎的人都已经回来,诸大人显得既焦虑又愤慨。当这位冒失的女婿终于出现,并道明原委后,诸参议心中一定懊悔这门婚事。文献记载,王阳明与夫人诸氏关系一直不佳,当与他新婚之夜“玩失踪”有关。

正德五年(1510年),时年三十八岁的王阳明出任庐陵知县。吉安迎来了正当盛年的王阳明——他从贵州龙场千里跋涉而来,因思索圣贤之道而殚精竭虑,加上贵州山区瘴气侵染,显得面目消瘦、形容憔悴。在白鹭洲畔的大榕树下,他弃舟上岸,前来恭候的臣仆和差役,将他迎入城中县衙。这条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此刻,正竖耳聆听这位传奇人物坚实有力的步履声。尘土在他布鞋的踩踏下,轻轻扬起,又缓缓落下。临街的茶肆、商埠、旅店里,好奇的人们往外张望。在我日后的回望和想象中,阳明先生漫步进入庐陵城的心情大抵是愉悦的。龙场悟道的振奋,在他心中激起的涟漪,还未散去。而来到欧阳修、文天祥这些令他敬仰的前贤的故乡为官,让他振奋的心又多了些恭谨。

青原之山高入云——王阳明在吉安

江西吉安青原山阳明书院敖玉龙摄

但王阳明只做了半年庐陵知县,便被提拔到南京刑部任职去了,此后度过了一段堪称漫长的尸位素餐的闲职生涯。直到四十五岁那年,因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被朝廷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正四品),重返江西,巡抚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处,重任则是剿匪。抚赣期间,王阳明充分施展“知行合一”才能,不仅屡出奇兵,扫荡山寇,由其弟子记录的著作《传习录》上卷也在此期间完成并发行,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事件,追捧者众。而他事功最辉煌的一笔当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前往福建处理兵变事宜的他,在途经丰城时闻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立即回转吉安,发布勤王檄文,调集官军,以少胜多,一举平定叛乱,并活捉宁王。

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王阳明授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叛乱,翌年秋平定。后肺病加剧,上疏告退,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时年五十七岁。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在庐陵知县任上时间虽短,但他与吉安的情缘不浅。作为一代大儒,其思想对吉安影响深刻。当他来到庐陵开始事业新起点时,应是充满憧憬的。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欧阳修、周必大、杨万里、胡铨、文天祥等宋代名儒,就是在本朝也是煊赫显目的。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的内阁,从永乐到成化年间,几乎为江西籍官员所垄断,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彭时等内阁首辅,更是全部出自吉安。

吉安作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思想必然活跃,对于一心想做圣贤的王阳明来说,此地适合作弘扬心学的法场。但吉安作为文献之邦的同时,也民风好讼。当地俗语称:“筠袁赣吉,脑后插笔”,意思是,筠州袁州赣州吉州等地老百姓健讼,随时准备与人打官司。

来到县衙,王阳明发现,接手的摊子有些像烫手的山芋,堆积如山的案子且不说,眼前就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简言之,即税费过重问题。王阳明到任后查阅公文,发现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吉安府一份公文,根据镇守江西等处太监王某钧牌,命府衙吏员,催促庐陵县召集全县里长、粮长,在本县收买葛纱上贡。

历史学者方志远在传记《旷世大儒——王阳明》中说:“镇守中官是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明朝从成祖永乐时开始,向边镇派宦官,称‘镇守内官’或‘镇守中官’。到宣宗宣德年间,内地各省也遍设中官,地位在巡抚文官和镇守武官之上,并专门搜刮地方特产,向皇帝进贡。”到武宗正德年间,由于刘瑾擅权,镇守中官数量猛增,他们与地方地痞相勾结,以上贡为名,行中饱之实,引起社会广泛的骚动。吉安府、庐陵县也未能幸免。

庐陵本地不产葛布,原先的岁额中,也没有葛布一项。王阳明经过了解后发现,正德二年,镇守中官姚某行文江西布政司,要求本省生产葛布的地区要抓紧采办,不生产葛布的县份也要根据原先田赋的多少,加派买布银两。庐陵是大县,一年的税银三千多两,加上岁办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项,已达一万多两,是原额的三倍。现在因为连续几年葛布税银摊派不下去,经办的粮长、里长还被拘押在县衙。看来吉安“民风好讼”,也有官府需要检讨之处。正当王阳明心情沉重,寻思出路的时候,忽听见衙门外一片吵嚷声,原来是庐陵百姓得知新来了知县,便上门来反映诉求,希望减免无理摊派。看着眼前赤脚踩地、衣衫破烂的治下百姓,王阳明百感交集。他本就是做事果断之人,敢作敢为,当即许诺为百姓做主,申告上司,蠲免摊派。见多识广的庐陵百姓且信且疑地散去。不几日,公文下发,加派银两果然一概蠲免,百姓欢欣鼓舞。

原来,王阳明当天就向吉安府和江西布政司写了一份《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疏。吉安府、江西布政司大概对于王阳明的脾气有所了解,因而给予宽容。而当时的江西镇守中官宦官王某,也知道这位王知县是个犟脾气,加上他父亲王华是状元,此时正是皇帝的红人,得罪不起;而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害怕王阳明将他中饱私囊之事捅到朝廷,便不了了之。

王阳明在庐陵任上算是开门红。接下来他着手治理庐陵讼。他下发《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公文,称:庐陵为文献之邦,现在却以健讼闻名,连我做县令的都感到羞耻。如今正值农忙时节,又灾疫盛行,如果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势必家中老少无人照顾,田中农事也要荒废。这样即使打赢官司,却使父母、兄弟、子女病死家中,田里因荒芜而颗粒无收,又有什么意思。从今往后,如有纠纷,先由里老调处,而对于专以争讼为能、诬告为快的刁民,县衙里有的是刑具,我之所以现在不用它们,因为庐陵是礼仪之邦,家家读书识理,只要讲明道理,大家是不会犯法的。但如果不听教诲、执意妄为,那就为国法不容,休怪本县动用刑具了。

其实明太祖四十岁立国之初就曾定下一套制度:如,为教化民众而建立申明亭和旌善亭,凡因偷盗、斗殴而被官府定罪的,都要在申明亭张榜公布,以起到警戒他人、防微杜渐的作用;而对于热心公益、扶危救困等善举,则在旌善亭张榜表彰。此外,为止争息讼,要求地方官挑选民间德高望重的老人,每里设一“里老”,专门处理乡里邻人之间的纠纷。若不经过里老调处,直接告到县衙,则叫“越讼”,不仅不予受理,还要接受五十鞭罚。只是这套制度渐渐成为摆设了。王阳明到庐陵后,恢复了申明亭和旌善亭,重新重用里老,并强化里甲制度,县城里十户为一甲,乡村则以村为单位,若遇“盗贼”,应相互支援,同时也可互相监督,起到保一方平安的作用。不难想象,经过一番整治,吉安民风顿时好转,诚如大儒湛若水所说,王阳明在庐陵“卧治六月而百物具理”。

王阳明注重教化,初到吉安时,便将教化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方案,并带动了江右王门学者对社会教育的重视。在吉安,社学、书院和讲学,构成了幼齿启蒙、高等教育与学术交流三位一体的教育系统,并成为庐陵文化的重要特征,影响数百年。

公务之余,王阳明携弟子来到白鹭洲书院讲学不倦。但在短暂的县令任上,他是否游历过青原山,则在《王阳明年谱》中没有记载。自他离任后,弟子邹东廓等人在青原山办讲会,还在净居寺对面建立了阳明书院。可以说,书院成为传播阳明心学的重要场所。有明一代,吉安府书院数量达88所,不少与王阳明相干。王阳明到吉安后,由他及其弟子建立的书院,有复古书院、连山书院、复真书院、六一书院、复礼书院、云邱书院、江阳书院、识仁书院、中道书院、一德书院、明新书院等。如邹东廓建立的复古书院,“以集生徒讲学,春秋两季,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以至于“风动邻郡”。后人还在书院中建立起三贤祠,以祭祀王阳明、程松溪、邹东廓三贤。

讲会的兴盛,是王阳明来到吉安后的另一文化标志。其发展本身便与书院的兴盛相伴随,但讲会的场所不囿于书院。当时与江右王门直接关联的讲会场所达数十处之多。如嘉靖五年刘师泉、刘梅源在安福创立的惜阴会;嘉靖年间由邹东廓等在吉安青原山创立的青原会、在安福创立的东山会,由胡庐山等创立的五人会,邹南皋所创的仁文会、兴文会,刘泸潇创立的志仁会,朱叔相建于安福的近圣会馆,王塘南、陈蒙山建于庐陵的西原会;万历年间建于龙泉(今遂川县)的文明会,等等。胡庐山等人的五人会也许是规模最小的讲会了,而最大的讲会莫过于由安福惜阴会扩充过来的青原惜阴会,讲会规模达数千人之多。邹东廓《简方时勉》云:“鄙邑惜阴之会举于各乡,而春秋胜日,复合九邑及赣、抚之士会于青原,交砥互砺。”九邑即指吉安府全境,可见其覆盖面之广。清儒沈佳《明儒言行录》卷八载,邹东廓家居时“与其乡人刘邦采、刘文敏、刘阳、欧阳瑜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时之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贤士大夫偕与,远者年聚,近者月会,小会人百,大会人千。绛帷一启,云拥星罗。”讲会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功不可没,仅邹东廓一人,一生中举行的大小讲会达七十余次之多。王阳明及其弟子的讲会,对吉安以至江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对于这一盛况,浙中王门弟子王龙溪也不禁赞叹说:“先师倡明此学,精神命脉半在江右,故江右同志诸兄传法者众,兴起聚会,在在有之,虽未能尽保必为圣贤,风声鼓舞,比之他省,气象自别,不可诬也。”(《祭邹东廓公文》)

青原山在庐陵县“城南十五里,赣江之东”,地处丘陵当中,盘亘数十里,由象鼻峰、狮子峰、玉带峰、翠屏峰、驼峰等诸多小山峰组成。山中树木葱茏,碧潭飞瀑,山径环绕,景色可人。禅宗七祖行思(今安福县人)驻锡于此,开禅宗青原一系。青原法系后发展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支,因而行思亦有“三宗鼻祖”之誉。王阳明在佛氏之外,在行思的道场,掀起一场思想学术的风暴,其影响不亚于行思。而阳明后学罗大纮,对阳明开启的青原讲会的历史发展,有详尽的描述:

青原会馆,明正德间,姚江王守仁令庐陵,安福邹守益从游青原山,讲良知之学。其后会讲者吉水罗洪先、永丰聂豹、泰和欧阳德,于是青原讲会称邹罗聂欧。守仁继抚虔州,良知之宗,吉州尤盛。厥后,塘南王时槐、庐山胡直、龙山刘方兴、两峰刘文敏、绪山钱德洪、泸潇刘元卿、龙溪王畿、永新甘采,皆相继会青原……万历间,吉水邹元标、刘同升,泰和郭子章,倡明姚江之学,会讲青原。

(清乾隆间《庐陵县志》)

王阳明从庐陵县令升迁后十年的某个上午,即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十八日,在弟子邹东廓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青原山,作《青原山次黄山谷韵》一诗,并手书“曹溪宗派”。至今,勒有这几个大字的青石,依然矗立在净居寺院内。重回吉安,王阳明心中应有着不同的感受。是年,是王阳明在吉安起兵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第二年。此时,经过南赣剿匪、宸濠之叛,王阳明应已历练得非常成熟,他的文治武功,得到尽情发挥,事业来到了辉煌的顶点,自小希圣的愿望,相期未远,已然成为学术权威。但是,他在《青原山次黄山谷韵》诗中,却寄寓了一种仕途险恶、放身自然的情怀,可知他内心的清醒和沉郁。

王阳明率弟子游历庐陵青原山后,面对钟声回荡的古寺深刹,流水萦绕、树木丛生的层层峰峦,飞瀑碧潭的山涧幽境,生发出多少豪情和诗意。青原山自唐以来,一直是文人雅士乐于游览的胜景,至今,都留有杜甫、颜真卿、苏轼、黄山谷、文天祥、李纲、周必大、胡铨以及本朝大学士解缙、杨士奇等留下的题咏。如果在此论学歌诗,让自我“与天地精神往来”,不失为人生快事。

他手书“曹溪宗派”四个大字,应是想到了当年七祖行思在此倒插荆条,蓬勃生长的古荆预示着其佛理传承千年而不竭。王阳明在青原山撒下一颗思想的种子,期望也能如行思弘法一般,长成一棵心学的大树。

陪同在身边的吉安大弟子邹东廓,将王阳明的愿望铭记在心。14年后,即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由邹东廓等召集的第一次青原大会,在这里举行。《青原嘉会语》云:“嘉靖癸巳年七月既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从事于君子之学。东廓子守益喟然叹曰:‘兹会也,先师尝命之矣。乃于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兹惟艰哉!’”可以想见,这14年,为筹办青原讲会,邹东廓等付出的艰辛,但也须看到,这十几年间,阳明心学声誉甚隆,王阳明因先前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影响巨大,进一步推动了阳明心学的传播,也为青原大会的筹办创造了条件。

16世纪40年代以来,进入青原讲会的黄金时期,王阳明吉州四大弟子邹东廓、罗洪先、聂豹、欧阳德,不遗余力地讲学于青原等地,并吸引了大批外省学者参与,使青原大会成为当时跨地域的大型学术聚会。由于讲会吸引大量同道参与,以至于净居寺内的僧舍容纳不下,于是在寺旁建会馆数十间,并以学田供应讲会开支。会期也比通常小型聚会要长,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青原会,自六月二十五日开始,七月二十三日方结束,时间近一个月。随着邹罗聂欧等王门一传弟子在16世纪60年代之后纷纷去世,青原讲会曾萧条了一阵,但又在王门二传弟子手中焕发生命:王塘南、胡庐山、陈蒙山、刘泸潇、甘采等又相继主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罢官回乡的吉水人邹元标也在青原山推动讲学。青原讲会不仅推动了君子之学的发展,而且对庐陵乃至江右的文化建设也功不可没,但儒家讲学占用释家场所,鸠占鹊巢,终归不合理,对此明末遗老、曾出家主持净居寺的大学士方以智,就有过批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阳明后学在寺外前山建有传心堂,将建在寺内的五贤祠(祭祀王阳明、邹东廓、罗洪先、聂豹、欧阳德)和青原会馆移出,将原来的占地归还寺中。

随着王门一传、二传弟子先后离世,王门后学对于阳明心学的阐释便有偏离师道的倾向,因而流弊横出,加上万历年间张居正强势禁毁书院,加剧了青原会的式微。清代康熙元年(1662年),分守湖西道的江西布政司参议施闰章慕名游览青原山,但见寺外荒祠别馆狐兔出没,无人问津,作为王门泰州学派罗汝芳的再传弟子,他不禁泪湿青衫,感伤不已。身为执政一方的大员,他有能力和气魄重振阳明学,于次年重修了传心堂和五贤祠,并在青原山和白鹭洲书院再度倡导讲学。

吉安是尊孔孟道学问之地,古人无不视道德文章为人生旨归。无论是宋儒,还是王阳明——他们的思想都在此得到广泛、深刻的传播。“青原之山高入云,螺江之水无纤尘。”在青原钟声的激荡中,在赣江之水的日夜奔流中,吉安的文脉和气场犹在。那些历史中的背影不被风雨模糊,其人其文,都熔铸在青山的轮廓和烟岚里,被后人追忆和感知。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05日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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