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楚古拉大会“分地盘”，历史上并非王相卿，而是王廷相

摘要： 《大盛魁》楚古拉大会“分地盘”，历史上并非王相卿，而是王廷相 《大盛魁》靠“分地盘”独霸草原贸易，历史上并非王相卿，而是道光时期王廷相旅蒙商经过几十年兼并整合，大致在嘉庆、道...

《大盛魁》楚古拉大会“分地盘”，历史上并非王相卿，而是王廷相

《大盛魁》靠“分地盘”独霸草原贸易，历史上并非王相卿，而是道光时期王廷相

旅蒙商经过几十年兼并整合，大致在嘉庆、道光年间，形成了少数几家大商号垄断经营的格局，其中实力最强的三家寡头，就是号称“旅蒙商三大号”的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

三家都是多元化经营的商号，从事在草原上公认获利最丰厚的三类生意：

甲：粮食、烟草、棉布、药材、日用杂货、粗皮（牛羊皮)；

乙：砖茶、牲畜、绸缎、钱庄银号、细皮（貂、狐、海龙皮)、金砂；

丙：放印票债、放花账、开“虎盘”。

在乾隆朝之后直到清朝灭亡，晋商嘴中的“草地生意不外乎就是这三大类，经营甲类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致富；经营乙类中的任何一种，可以暴富；经营丙类，则是靠损人利己的方式聚敛不义之财。

三大号所谓的“多元化”，就是拼命扩张，把自己打造成类似如今“集团公司”的规模，在总号下建立分别从事这三类生意的分号。

大盛魁之所以能拔头筹，是因为每一类每一种生意他都不落空，还经营得风风火火，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期内都处在全行业领尖位置。

虽然号称“三大号”，实际上大盛魁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元盛德和天义德的实力加在一起，也只能勉强和它打个平手。

而且大盛魁的强盛期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大清帝国在乾隆晚期开始走下坡路，这家商号却逆势崛起蒸蒸日上，逐渐成为旅蒙晋商里的头魁。

它的发迹史里固然充斥着花样繁多的官商勾结与钱权交易，具体而言，就是大盛魁的几任总经理抓住清朝在嘉庆、道光两朝财政紧张、急于开辟财源的特点，对商号的经营业务进行了多次“成功”转型；又积极迎合蒙古王公、活佛奢靡无度的物质享受需求，以及清朝派驻蒙古地区官员的贪婪物欲，在大清国开始腐化的躯体上，愈加放肆地汲取营养。

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库伦和恰克图等地建起供内地商人聚居的“买卖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要从内地招聘更多的年轻伙计打理生意，但是雍正时制定的信票制度，对走草地的人数和在蒙逗留时间都有限制，官府又没有适时做出调整，旅蒙商只好利用信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漏洞，从事“吃空票”的勾当。

商户再对库伦办事大臣采取贿赂方式，用数箱砖茶补办一张只有回程的单票，交给事先约好的另外一拨人，通过一票多用的方法往外蒙古多带人。

嘉庆八年，清朝会同驻外蒙古军政机构和各部王公活佛，展开了一次声势规模很大的“整饬非法信票、清查在蒙黑户”专项治理行动。

当时担任大盛魁总经理的山西祁县人秦钺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乌里雅苏台将军和库伦办事大臣之间的官场矛盾，与前者相勾结，打着“清肃官场，严惩贪腐”的旗号趁机参劾后者，低价收购被驱逐商家的存货，顺便也拉走这些商家建立的客户关系，再招揽黑户中较有才干的人员，借此机会大大扩张了自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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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末年，为了能更方便地与北京沟通，秦钺把乌里雅苏台降为和科布多、库伦一样的分庄，把总庄迁回归化城，但是乌里雅苏台“起家福地”特殊地位没有改变，在他之后的历任总经理，都要求必须具备在“前营”做过分号掌柜的出身资历。

1820年，道光皇帝继位，这是一个经常把“俭省”二字挂在嘴边的抠门皇帝。

接替秦钺的下一任总经理王廷相更显魄力，他先摸透了道光朝的执政风格，然后迎合上意，表示大盛魁从康熙爷开始就累受国恩，才有了如今这份家业，作为一家富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大盛魁“要感恩，要回报社会”，愿意包办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的大北路和小北路沿线五十四座台站的维持开销，驿卒俸禄，外蒙古各盟旗王公、活佛前往北京值年的廪给费用，以及清朝驻蒙古军政机构的全部办公经费，以此报效朝廷，为大清国节流开源。

筛去这些冠冕之辞，大盛魁真实目的是想独霸外蒙古市场，胃口之大，已经到了打算把联系外蒙古的交通路径都控制在自己手里、逼得别人无路可走的程度。

此事一传开，各界舆论哗然，立即遭到其他商家的强烈反对。清廷也觉得让一家商号给官府付给开支，说出去实在是脸面无光。经过官方出面斡旋，几方势力黑脸碰红脸地讨价还价，最终将外蒙古市场瓜分，确定了各自的“地盘”：

大盛魁：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厄鲁特旗、杜尔伯特旗、新土尔扈特旗、乌梁海佐领；

元盛德：辉特部、札萨克图汗右翼旗、苏岳特旗、巴约特旗；

天义德：三音诺颜部。

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地依然由清朝管辖，不许任何商家拥有代行政府职能的权势；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羊圈也由原羊商继续承办；外蒙古王公、活佛来京的廪给费用由商家承担，原则是从谁的“地盘”上经过就由谁支应开销；台站经费与驿卒薪俸由清朝官方承担百分之七十，余下部分由商家捐纳。

清朝末年，外蒙古分为十六部一百五十旗，经过这次划分地盘，约有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个旗被大盛魁纳入自家商业势力范畴，一枝独秀的地位就以此为标志确立起来，此后再未改变，一直保持到1911年清朝灭亡，外蒙古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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